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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没完没了的争论：“嗨，我又有一个新想法啦！” 翌日一早，我握着公关部经理爱琳（Erin）交给我的四把钥匙（这在中国是绝对不可能的，也顿时让我生出一种不负博克博物馆高度信任的责任感来），跟着木嘎直奔馆藏仓库，正式开始了我在博物馆为期3 个月的展览监理（英文是Curator，至今我仍然找不到一个贴切的汉文词语来?译这一博物馆学术语，这里暂时用“监理”[后来才知道在博物馆界，Curator一词应译为“策展人”──作者注]）生涯。进入设在仓库口的民族学部，我跟一具来自埃及的木乃伊道了一声“早安”，便见到了那些我再熟悉不过的诺苏物品，顿时整个陌生的博克博物馆也变得亲近了许多。入库的这些展品大都是陆续寄到美国的，而后续的部分展品，将在何时随木结构展架由中国远洋运输集团免费运抵港口还是一个未知数。面对这些实物，首当其冲的问题是如何布展？又从何着手？以什么样的方式、顺序、版块在已经被两根巨大水泥柱分割并固定的空间内，将诺苏文化生动地陈列在观众眼前呢？对我来说，每一件征集品都有一个“故事”，都在默默地向自己“讲述”着自己熟悉的文化……但以什么样的方式才能将这些“故事”重新组合起来，重新串连起来，才能更好地去向并不熟悉它们的美国观众进行一种“民族叙述”呢？想到这里，我才意识到自己原来对布展的种种想法只是停留在“想象”中而已，而真的人到了美国，才发现“布展”并不那么简单。 当时，博物馆的设计师位置正好暂时空缺，因而不论是对郝瑞和我，还是对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来说，这次布展同样都是一次全新的挑战。木嘎刚从人类学系六年的系主任椅子上迁位博克博物馆亚洲民族学部任主任才两个月；我呢，虽说全面参与过北京中华民族园彝寨的筹建工作，可那根本算不上是博物馆而顶多是一个商业运作中的文化主题公园；而曾经真正有过博物馆工作经历的“马儿子”（凉山民族研究所的副所长，彝名叫马尔子，我们常戏称他是“马的儿子”）因签证问题还滞留在遥远的中国西南，享受着山里的阳光，根本指望不上他。 爱琳当天就召集我们与布展部门专职安装师阿恩（Arn）、 特聘的服装专家吉莉（Jinne） 和负责教育项目的罗丝（Rose）等人就布展日程和具体操作进行了第一次磋商。大家都清醒地意识到了这是博克博物馆历史上少有的一次展出：既没有设计专家，又是第一次让非博物馆人士──一位美国人类学教授和两位本土学者联袂出任展览监理──Curator。我已经记不清到底我们开过多少次“重新设计”（redesign） 的会议，只记得每当爱琳打开她的2000年的工作计划册，用笔指着每一项工作的截止时限让大家讨论具体的每一个环节时，往往都会出现争论。因为没有设计师，人人都成了设计师，种种意见交织在一起，便免不了相互之间的冲突，有时为了一个展柜的摆放，一个平台的使用，一组木结构的增加，一个展品标签的措词，一种颜色的使用，甚至都会争得大动肝火、面红耳赤。 美国人在工作中敢于直抒己见的坦率，确实也让我这个从来以含蓄、委婉的方式表露自己的东方人叹服，也多少使我在布展中逐渐改变了起初不想参与争论的缄默。比如，最初爱琳在会议上决定拿掉服装展示中的“等级”问题时，我虽然有自己的看法，但始终未置一词，或许主要是碍于自己刚到美国的英语表述，但实际上是没有充分意识到自己作为Curator监理的作用。后来，在木嘎和我接受媒体访谈时，我却直接用英语对记者说了对取消“等级”的不同意见。木嘎一边夸我英文大有长进，一边打电话将“本土学者”的这一意见告诉了爱琳, “等级”身份的服饰展示最后出现在了展厅中。这个问题的解决，多少使我意识到了自己在布展中的“角色”和“责任”。那不单单是要参与决策怎样展示、怎样呈现、怎样描述、怎样?译、怎样阐释（how to display, how to present, how to illustrate, how to translate, how to interpret）生我养我的大凉山及其我熟悉的诺苏文化，并在每一个细小的环节上“捍卫”自己的文化原色，更多的考虑是怎样使自己的文化在一个脱离了本土语境的博物馆化的氛围中展示得更到位，而不致于扭曲、附会、变异和错置。当然，这样的文化展览肯定是有其阈限的，但我想也要尽可能地减少展示中基本文化意义的流失。这件事发生之后，木嘎似乎也意识到了他本人的人类学立场正好可以起到一种“沟通”的作用，我们之间也逐渐形成了一种默契，一旦我对方案有自己不同的意见就可以通过木嘎去传达，尤其是学术化的理念与博物馆的某些陈规的发生冲撞时，木嘎都会站在“本土”的立场去进行沟通，这种配合确实很灵，因为博物馆的专家们的确非常尊重“本土学者”的意见。 实际上，我和木嘎之间的争论也从来没有停过，性格比较温和的“马儿子”则一向在我们俩之间左右为难，要不一句话不说，要不哼哼哈哈地“和稀泥”，我也经常对他“立场不坚定”大为光火。我这个人从来就爱咬文嚼字，有时甚至只是为了一个用词或是术语而当着博物馆同仁的面就与木嘎“刀戈相见”。记得，有一次在办公室跟大家一道讨论展览标签的叙述文字，说到文化英雄“支格阿鲁”的叙事时，我们俩在将之界定为“神话”（myth）还是“传说”（legend）的问题上，争执不休，以致达到白热化的程度。最后，木嘎见我死不让步地持“神话说”，恼火之极，一气之下甩出一句“你的英语比我还好，我回家算啦！”便冲出了办公室。门“嘭”的一声给撞上了，我当即的第一反应就是立马收起办公室里的个人物品就打道回国。可举目一看，好几位美国同事都在场，有的还在为我们的争吵发愣，有的当即就表示支持我的意见。好在5分钟之后，木嘎回来了，他的一声“You won!”（你赢了）让我也平静了下来。 就这样，布展方案在反复的讨论和争议中一次次出笼，一次次被推翻，又一次次重新达成共识，乃至被放到了木嘎正在给博物馆学专业的研究生们同步开设的《展示文化》讨论课中，我们也跟学生们进行了更为广泛和深细的探讨。木嘎给学生们列出的问题表就有16项，涉及到整个展览的方方面面，学生们的积极参与和颇为新颖的建议也确实提供了不少的好点子。因而阿恩制作的泡沫模型，也就随时根据不同的意见进行着一次次的调整──明黄色的“即时贴”作为版块标示，一次次被揭下，拈在不同人的指间，又重新寻找恰当的位置。这不免使人想到路口一旦亮起黄色的交通灯，就意味着在红色的禁止与绿色的通行之间有一种悬停状态。然而，我们却不能“悬停”，方案几乎每天都在变，有时上下午之间就会遇到新的问题和新的冲突。直到大鱼藏进了水底──前一个展览“骇然的鱼”撤台了，阿恩的模型真的换成了实物搬进展厅，展品的措置依然在变化之中举棋不定…… 可以说，两个月的布展，在紧锣密鼓之中紧张进行着，从无序到有序，从争论不休到逐渐磨合，尤其是大家齐心协力拼装姗姗来迟的木结构展架（按彝族传统民居结构制作而成）时，虽然众人翘首以待的民间工匠到底也没能出现在西雅图的天空下，可那集体力量的阵势和个人智慧的发挥超乎于我的想象……几乎是到了开展的头一天，我们还在为郝瑞不惜重金买下的毕摩家传的马鞍寻觅着一个已绝无可能的空间。最后，也只好将它曾经驰骋山野的风采收藏在想象中了。展览最终面向观众的“高山图式”确实来之不易，应该说是在此起彼伏的论战和纷争中构思出来的。好在木嘎的“秃头脑袋”一转，总会生出一个个新主意来化解纷争。在开幕式结束后，木嘎个人出资在一家中国餐馆举办了答谢博物馆同仁们的晚餐会，爱琳当场送给他一个印有“I have another new idea！”（“我又有一个新想法啦！”）的纪念钥匙牌，她念出的话音还没落，大家便哄堂大笑起来，因为谁都知道那是木嘎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口头禅”，也是经常引起又一轮争论的先声……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对博物馆学一窍不通，虽说到过各式各样的博物馆，也去过巴黎的人类学博物馆和日本的国立民族学博物馆，然而从观众到监理的角色转换，实属不易。应该说，正是因为我和木嘎都是以学者身份介入到布展工作中的，作为展览监理，我们确实没有太多的博物馆学的理论框架和操作规程作为参照，因而在我们的头脑中，构思“高山图式”也就没有受到太多的模式化的或预制的布展程式的束缚，这或许也是我们作为监理势必要与博物馆职员之间经常发生意见上的冲抵的主要原因所在，同时也是“高山图式”最终以一个“没有设计师的展览”却在众议迭出的纷争中设计得比较独到的原因所在。故而，构思“高山图式”自始至终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一个始终处于变化之中的过程，一个始终处于争论之中的过程，一个始终充满挑战而又富于创意的过程。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