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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星]东亚的端午:以“药物”为中心(2)

http://www.newdu.com 2017-11-07 中国社会科学网 2015年05月 周星 参加讨论

    二、从比较民俗学看东亚的端午:共享的宇宙观
    最早发祥于中国的端午有很多名称,但其节期基本是一致的。这来自于东亚三国曾经长期共享的传统历法。中国和韩国至今依然维系了农历五月五日为端午的传统,但在日本由于明治政府的历法改革,端午节供现在已经是按照公历的5月5日来安排了。传统历法的长期共享,意味着东亚三国曾经拥有相同的时间制度、天时观念和颇为相近的季节感。通过相同或相近的传统历法来编制各自的日常生活和安排农耕生产,遂在三国均产生了具有相当共性甚至是部分雷同的年中行事。可以说,在长达上千年的历史上,东亚三国共享的“阴历”曾经深入人心[5]46-52,构成了相近的生活结构。在这个意义上,端午的要害在于季节的交替,夏至即将到来,故民众要举行各种予以准备和应对的季节性仪式[6]322-346。
    以中国上古历法为基准,所谓夏历建寅,以孟春之月为岁首,五月即为午月,亦即仲夏之月。中国古人认为,端午和夏至前后是天候、季节发生较大转变之时。自战国秦汉时代以来,一直有视五月为“恶月”“毒月”之说,这种观念当与古人对端午前后之天候、季节变换的深切感受有直接的关系。随后,中国民间对端午的解说,主要围绕着端午的“时间特异性”展开。具体而言,把端午视为“夏节”“天中节”,认为正值春末夏初,“阴阳争,死生分”(《礼记·月令》),端午—夏至前后,由于阳气至盛,反倒意味着阴气将起,形成相互争斗、不相和谐的局面。从此天候进入夏季,白天逐渐变长,太阳渐趋“天中”,天气转热,就会滋生毒虫,疫病较易流行。由于古人没有现代防疫知识,遂把热天的各种疾患视为是“邪气”、“毒气”(在中国一些地方,将其物象化为“五毒”,指五种可能给人带来危害或不祥的小动物)、“恶气”、“病气”等作怪,所以,就发明了许多避邪祛恶和防疫保健的方法。被用来对抗邪气的主要就是“阳气”“药气”和“神气”(例如,钟馗、药王等)。端午习俗中的各种“药物”,大都会散发出或刺激或芳香的气味,甚至仅仅只是青草的气味,也都相当于“药气”“药味”,可以用来对抗“邪气”“病气”,从而使生活世界有可能被“邪气”侵袭的状况得到控制。
    日本和韩国对端午时节的解释,自然也有一些变通。在日本,端午时节正值水稻插秧作业之前,各地以此为期,自古就有一些传统的祭仪存在。日本民俗学认为,端午和日本古代的斋戒净身传统发生了“习合”,在插秧季节到来前,有的地方插秧女要在另建的小屋(屋顶搭苫或插以菖蒲、艾蒿之类)里举行神圣的身体净化仪式,这可能具有象征分娩的意思,为的是祈愿所插稻秧能够丰收[7]220-227。另一个普遍性的解释仍然是说季节变换。夏季到来,往往又碰上梅雨季节,湿气大,湿热天气不仅蚊虫繁殖迅猛,人也容易生病。客观上,这个季节也正是菖蒲等可以用来防疫或辟邪的植物生长非常繁盛,很容易采到的时节。在韩国,既有强调稻作生产之插秧作业刚刚结束,乡民们通过节祭以为庆祝的说法,也有认为端午是一年当中阳气最为旺盛之一日的观念。总之,以端午为界,夏天即将到来,在季节替换之时,很多地方以村落为单位,自古就有祭祀山神、地神,举行驱退恶鬼、祈求丰收仪式的传统。与此同时,以家庭为单位则有各种旨在防疫和身体净化的仪式等。
    由于东亚三国曾经共享过以传统历法为主要内容的宇宙观,因此,对于端午的宇宙论解释,自然也就很容易被三国各自的年中行事所接纳。在一年四季轮替当中,周期性地反复出现“恶气”“邪气”“毒气”“病气”侵袭人类的危险性,因此,端午最为基本的内容就是采用一系列复杂的“净化”仪式和防疫举措,来应对生活世界可能发生的危险。正因为如此,各国端午民俗的基础部分,大多是以“药物”和“镇物”为手段,达到防疫和辟邪的目的。正是由于东亚端午文化的基层存在着共享的宇宙观,由此形成的各种“药俗”事象及其原理,才可以较为通融地彼此借鉴与相互理解。
    三、端午“药俗”的多样性
    (一)采药、制药
    中国端午采药的习俗最为普及,有学者认为可以把它设定为中国的“药草节”[8]。端午作为“采药日”的起源,大概和夏历的起源同步,故《夏小正》中就有“此日蓄药,以蠲除毒气”的说法。此后,历代文献多有对端午采药之俗的记录。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各地民间至今仍普遍保留着端午所采之药最为灵验的信仰。支撑这类俗信的原理,自然也是基于一种宇宙论式的解说:端午或这天午时,由于季节变动致使阳气极盛,但同时也是各种草药的生长最为茂盛之时,所以,这天采的草药最为灵验、有效。《清嘉录》载:“采百草之可疗疾者,留以供药饵,俗称草头方。”中国很多地方的民间俗语对此也有反映,如“端午节前都是草,到了端午便成药”、“五月初六艾——过时”等。
    端午所采草药,最常见的即艾草和菖蒲。艾草有容易挥发的“药气”,中国古代称其“医草”“灸草”“病草”[9]17-62,甚至还有“岁多病,则病草先生”(《师旷占》)之说。今在湖北、浙江等地,民间流传有“家有三年艾,郎中不用来”的谚语。菖蒲是水生草本植物,也有“药气”挥发,故被视为治邪灵物。其实,中国各地在端午所采草药,往往因地制宜,并不局限于艾草和菖蒲,若是从中医学的立场来看,这些草药大多是老百姓熟知的“凉药”,适宜在炎热天候服用,此外,它们的共性便是具备很容易被人嗅到的“药气”。
    同理,端午也是最为合适的制药时间。陈元靓《岁时广记》卷二十二“合诸药”条引《琐碎录》“五月上辰及端午日、腊日、除日前三日合药,可久不歇气味”,是说端午时所合之药的药效会保持很久。端午所制之药以菖蒲酒、艾酒、雄黄酒较为普及。明清以后,雄黄酒渐渐流行起来,大概是受到道教以雄黄炼丹的影响,民间认为它有消毒和辟邪双重效力。端午所制之药中较为特异的为“蟾酥”。蟾蜍俗称“癞蛤蟆”,原本和蜈蚣、蛇、蝎、蜥蜴并称“五毒”。采捕蟾蜍为药,正好是化“污秽”为“力量”的努力,通俗地说,是基于“以毒攻毒”之类民俗知识理念才得以成立的俗信。《清嘉录》载:“药市收癞虾蟆,刺取其沫,谓之‘蟾酥’,为修合丹丸之用,率以万计。”这种制取“蟾酥”的方法,至今仍在江苏等地民间流传。其实,在中国古代《本草》类药学著述中,要求于端午日收药,或于这天午时合药,很早就已发展成为一种“常识”性的传统了。
    端午采药及其这天所采之药灵验的观念,后来也逐渐地被东亚各国所共享。在日本历史上的飞鸟时代,据《日本书纪》记载,公元611年,即推古十九年五月五日,宫廷曾有“药狩”之举,亦即去野地采草药,同时取鹿茸等为药。至于所采草药,一般认为当包括菖蒲和艾草在内。日本民间有的地方还把端午这天称为“药日”,若下雨则叫作“药雨”,认为是很吉祥的③。在韩国和朝鲜,据说端午这一天尤其是午时采来的艾草、益母草等草药,经晾干制药,会非常有效[7]220-227。人们或在端午当天的黎明时分去野外收集青草上的露水,将其用于化妆;或在午时把艾草把安置在门口以为辟邪,或特意在午时洗端午澡。据洪锡谟《东国岁时记》记载,端午这天午时,官宦之家要贴“天中赤符”以为驱邪;内医院要制作“醍醐汤”进贡,所谓“醍醐汤”系采用乌梅、白檀等“韩药”煮成,味苦而清爽,有利于消化和防暑。此外,这天还要制作“玉枢丹”献上,并由国王赏赐给近臣佩戴以为禳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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