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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会理县志》(1994年版)记载,会理第一本地方志编篆于明代,即《会川卫志》,但是没有流传至今｡清雍正九年(1731年),知州罗国珠奉命编篆《会理州志》｡这是清代第一本会理地方志,可惜未刊印,遗稿散失无存,仅有“序言”传世｡清乾隆六十年(1795年)篆成《会理州志》4卷本并刊印｡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篆成《会理州志》12 卷本,这本州志也是新中国成立前历代所修志书中比较完备的一部｡会理县档案局藏有乾隆版和同治版《会理州志》,但这两本州志对会理的端午节节日习俗都没有提及｡1994年出版的《会理县志》虽然在节日习俗中提到端午节吃粽子,但未有详细的介绍｡2011年版的《会理县志》第690页对当代会理端午节的节日习俗进行了详细描述,并提到端午节这个节日起源于汉代,但是也没有明确指出“端阳药膳”起源于何时｡唯一能确认的是,现在七八十岁的老会理人都说新中国成立前就有食用“端阳药膳”的习俗｡ 2011年8月2日,中央电视台“乡土”栏目播放了纪录片“会理的‘吃药节’”｡片中提到两种关于“端阳药膳”起源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说在元末时,元兵在会理滥杀无辜｡但是有一天,一元兵被一孕妇感动,就告诉她等端午节那天,只要在她家门上挂上艾草､菖蒲等,家里面熬上草药,闻见药味就不进去杀她了｡因此,到了这一天,会理家家都熬药来避免家人被杀｡第二种观点是会理县旅游局一员工在视频中提到｡据他的推测,这个吃药膳的习俗也许是从云南的少数民族那儿传到会理的｡因为唐天宝以后,会理属于南诏国的管辖范围｡笔者通过考证,觉得上述两种观点都值得商榷｡ 端午节始于春秋战国时期｡到了汉代,端午节习俗得到了初步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吃角黍(粽子)､赛龙舟等习俗,标志着端午节日习俗的全面成熟｡“端午节的最早记录见于战国时代的《夏小正》:‘此日(指仲夏之午日)蓄采众药,以蠲除毒气｡’”可见至少自战国起,采集百药就已经是端午节习俗的重要组成部分｡百药指各种药材,包括动物和植物药材｡梁朝宗懍《荆楚岁时记》载:“五月五日,荆楚人并踏百草,采艾以为人,悬门户上,以攘毒气｡”踏百草,就是在野外游玩踏青,同时采集中草药｡这种古老的习俗似乎就是今天采百草､游百病的源头｡唐代韩鄂的《四时篆要》也记载有端午采药､制药习俗｡可见端午节采药､制药习俗虽经朝代更迭但一直在传承｡会理作为南方丝绸之路灵关道上的重镇,汉武帝开通此道后,南来北往的商旅就已经在这里进出｡最古老的端午采药､制药习俗此后某年随之被带入是肯定的｡但会理何时开始形成有规模的端午药市,并用采集的药材与鸡肉火腿等熬制而成“端阳药膳”没有确切记载｡元代之说仅仅只是传说而已｡ 第二种来源于云南少数民族过大端午的观点更值得商榷｡会理与云南的确关系紧密,仅隔一条金沙江,金沙江两岸主要是彝族聚居区｡会理彝族和汉族在端午节到来之前就开始一起上山挖草药｡节日期间也食用药膳｡但是,据彝族的传说,端午节用草药洗浴等是汉族兄弟教给他们的｡“端午节是彝族的都阳节,彝族民间传统节日｡流行于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雷波及金沙江沿岸等地｡时间在农历五月初五日｡传说古时有一年天气炎热,彝族寨子里病疫流行,人们惊恐万分｡江边的汉族兄弟听说后就把端午节采的菖蒲､艾叶和雄黄送上山,用药给老人洗疮,用雄黄酒给阿依(泛指女性)擦身,不几天,人们的病全好了｡后来,彝族人备了厚礼下山感谢汉族兄弟｡汉族人告诉他们说,端午节的草药能治百病,还能避邪｡从此,彝族也过起了端午节｡因为端午节又叫端阳节,彝语把‘端’念成了‘都’,所以将端阳节叫做‘都阳节’｡节日这天,家家户户门前都挂上菖蒲和艾叶,孩子们要用雄黄酒擦脸､青年男女还要包好粽子,带上酒和坨坨肉,到风光秀丽的山间草坪,进行摔跤､跑马､斗牛､斗羊､跳舞等娱乐活动｡” 其实在湖北､湖南､贵州和四川一带,端午节又分为大端午与小端午｡小端午为每年农历五月初五,大端午为每年农历五月十五日｡在屈原的故乡湖北,端午节是特别的热闹｡农历五月初五,屈原投江这天称为“小端阳”,过后10天的农历五月十五日,称为“大端阳”｡据说人死后10日即投胎新生,为了屈原能顺利新生,楚人备小包食物划船沿河投撒｡大端午划龙舟由此而来｡因此过了“小端阳”后还要过“大端阳”｡大端午的形成极具荆楚文化的特征｡南宋人庄季裕《鸡肋编》载:“湖北以五月望日谓之大端午,泛舟竞渡｡”还有学者研究,从地方志记载来看,“清朝晚期,在长江流域的武昌､宜都､荆州等地,都有过五月初五‘小端午’和五月十五‘大端午’的情形,并且表现出以大端午更为隆重的节俗特征｡”可见,过大端午,不是云南少数民族的创造,而很可能是伴随一路向西的湖北移民经湖南､贵州而进入四川东部和南部｡有学者考证,明清时期湖广移民是贵州主要的客民来源之一｡贵州在清嘉庆年间因频繁的反清起义和灾荒,大量人口又继续西迁四川以及清初的湖广填四川,使川黔端午饮食文化有了荆楚之风｡因此,川黔的大端午习俗并非来自云南｡而且据笔者在云南的调研,云南绝大多数少数民族当代过端午节也仅是隆重庆祝五月初五这一天｡ 三､清嘉庆年间贵州灾民的流入对会理端午饮食习俗的影响 会理端午节从何时开始食用“端阳药膳”以及进行“游百病”活动,没有文字记载｡但是端午节习俗随着外来移民进入会理是不可否认的｡而且这种习俗进入当地后,居民会根据环境作出适合自己生活习惯的改变｡“端午节的习俗,随地域不同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即使在同一个地方,随着时代的变化端午节习俗也表现出相应的变异性｡”因此,从会理的人口迁移史入手,可以找到一些线索｡ “境外人口迁入会理,清康熙年间已逐渐增多｡”《会理县志》大事记记载:“仁宗嘉庆初年(1796 年),贵州因天灾发生饥荒,人民百十为群流入会理定居,数年间新增户约八九千户;继而入境采办矿产者日盛｡经陆续清查报部,共有汉户20178户,144832人,其中男87299,女57533｡”从数据看,全县人口2 万户左右,就有八九千户新增居民属于贵州灾民｡也即清嘉庆年间会理的居民家庭有1/3 是来自贵州｡ 这些贵州灾民来自贵州什么地方呢? 通过查阅贵州各地地方志,记载嘉庆年间发生饥荒的有《松桃苗族自治县志》和《大方县志》｡贵州其他地方在此期间也可能有过饥荒,只是地方志没有记录｡《松桃县苗族自治县志》载:“清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湘黔川鄂四省边区发生旱灾,秋粮歉收,贫苦农民因歉收挨饿,又苦于地主日夜逼租,民不聊生｡”最初迁往会理的贵州灾民应该就是这些民不聊生的黔东地区的贫苦农民｡这些灾民从贵州向西经昭通地区横渡金沙江,进入今天四川南部,最早一批于1796年到达会理并定居下来｡这些贵州灾民涌入四川,一方面贵州与四川相邻,迁移路途不算太遥远;另一方面,当时清政府也积极鼓励移民填四川｡这些贵州灾民怎么从贵州进入会理的,清代同治版《会理州志》及当代出版的两本县志都没有记载｡但是,在一些学者的论文中曾提及此事｡如杨健吾先生提到:“四川布依族人多数是清嘉庆年间(1796—1820 年)黔西南各民族反清斗争(南笼起义)失败后从贵州省经云南省巧家县逃往川､滇､黔三省交界地定居的｡”贵州在清嘉庆年间饥荒与起义频发,造成大量灾民迁移｡嘉庆年间的贵州汉族灾民也可能是沿着这条线路到达了金沙江边的古城会理｡此后,在嘉庆十九年(1814年),贵州大方县也发生饥荒｡《大方县志》载:“嘉庆四年十一月,免历年所欠租税｡十九年,霜毁禾苗,饥荒,设厂煮粥赈灾｡”这些灾民也许有一部分听说之前迁往会理的贵州灾民日子过得还行,于是跟着也迁到了会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