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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现代中国都市人却在节日生活中遭遇到心理障碍。一方面，人们在不断抱怨节日生活“无聊”、“没有意义”；另一方面，这些人却又无法完成任何的传统节日习俗。文化生活的意义当然是在人完成了文化行为之后才能实现，无所事事，自然会陷入百无聊赖的难堪境地。他们为什么不去完成那些习俗?或者去创造一些“新民俗”?这是因为中国现代都市在西方文化冲击下，在本国文化激进主义破坏下，已经丧失了大部分的文化传统。节日习俗在“科学”的批判下，完全陷入虚假的尴尬地步。它已经不是天经地义的生活需要，而是一种外在于客观需要的表演行为了。把客观实用看做一切行为基础的现代都市人无法理解想象行为的意义，其实是丧失了文化自信心，的的确确难以顺利完成节日民俗所要求的“角色”了。 相对而言，那些较少遭受西方文化冲击，较少接受本国文化激进主义“教育”的、被看做落后地区的乡村居民反而保存了对于传统习俗的文化自信心，在那里，人们依然忠实地扮演着节日习俗赋予自己的角色，享受着充分的文化意义。 这是一个有些荒诞的对比。“新文化”发达、经济发达地区的都市人陷入文化意义的匮乏；文化落后、经济贫穷的乡村居民反而生活在意义之中。这种现象显然有悖于《管子》已经说明的道理：“仓廪实而后知礼仪。”出现上述矛盾现象的原因只能是这种“新文化”本身出了问题。 四、尊重人们对于节日的想象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必须遵守的原则 我国在近代遭受了一系列军事、政治和经济的失败，激进知识分子首先丧失了文化自信心。然后他们彻底否定中国文化传统，以所谓的“科学”立场审核所有的建立在想象性之上的节日民俗活动，从而彻底否定节日民俗。这就毁灭了基于宗教想象和艺术想象之上的所有节日民俗。 节日民俗当然有科学成分。例如端午节被看做恶日，跟这个季节气温升高，细菌繁殖速度加快，毒虫活动加剧，人们容易生病、受毒虫叮咬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所以，要用各种药草泡水沐浴，要用雄黄驱逐毒虫。我们也可以用科学观念去审核节日民俗中哪些成分是合乎科学道理的，也可以审核其中的不合理成分。例如，喷洒雄黄酒驱除毒虫是有一定科学道理的，因为雄黄主要成分是硫化砷，具有毒性，的确有驱虫效果。台湾一些地区是把雄黄直接洒在木炭上烧，用其烟雾来驱虫。这也有理。因为雄黄被烧时候，其中的硫燃烧冒烟，自然极其难闻。 可是传统中还有喝雄黄酒的习俗。根据现代医学知识，雄黄酒有毒，只能外用，不能内服。所以，喝雄黄酒应该取消。但是，由于端午节民俗从根本上说乃是对于五月五日的一个特殊想象，因此，仅仅以科学的理由不足以否定这个节日。用雄黄酒在儿童的额头上写“王”字，用百兽之王作为象征来保护孩子就是一种行为艺术，而且也没有实际毒害，这就具有继续存在的理由。 由于节日民俗是一种艺术化的生活方式，所以，对于节日民俗的价值，当然不能仅仅从是否符合事实、是否符合科学来加以判断。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激进知识分子总是从科学立场出发，蛮横地指责传统节日习俗是“迷信”，要求改造以至消灭传统节日，是完全错误的。他们混淆了科学、宗教与艺术的界限。[11]充分尊重人们对于节日的想象，尊重人们文化生活选择的权利，是现代知识分子应该，也是必须遵守的原则。 当代作家王小波说，人文学界总有那么一些人喜欢给别人“设置”生活方式。现代激进知识分子所谓的“启蒙民众”就是企图给全体国民“设置”生活方式。在我看来，这种做法在一个平等自由的公民社会是很不妥当的。即便你是精英分子，即便你的计划和目的都无比高尚，你的聪明才智也绝对无法完全把握社会中每个人的实际生活条件，无法为人家设计出一个既合理、又有趣，又幸福的生活。更何况，你完全无法充分了解别人的主观需要!当你企图为别人“设置”生活方式的时候，你就剥夺了他人选择的自由。而这是严重违背平等自由的现代文明准则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