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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二成为节日当是在中唐以后。就笔者所知，有关唐代二月二为节的资料，也是二月二为节的早期资料主要有白居易的三首诗、李商隐的一首诗以及李淖《秦中岁时记》、韩鄂《岁华纪丽》、庞元英《文昌杂录》中的相关记载。详见下表：
如果我们将节日定义为“与天时、物候的周期性转换相适应，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约定俗成的、具有某种风俗活动内容的特定时日”，[16]上述资料表明，二月二在中唐以后已然是一个民间节日，其主要民俗活动就是上表第四列显示的寻花采菜、踏青宴游、迎富(包括吃迎富果子)等。 那么二月二何以成为一个节日呢?如果考虑到二月二在中和节创设之后不久即已被文人记录(自中和节于789年出现到白居易835年将其入诗，还不到40年的时间，鉴于文人记录又一般晚出于记录对象出现的时间，二者出现的时间间隔会更短)，考虑到中和节与二月二在时间上的前后相继以及节俗方面的某些关联，考虑到唐朝人热衷于过节娱乐的社会风气，那么我们思考二月二起源问题时，是很难不将其与中和节联系起来的。 号称“海内雄富”的唐朝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黄金时代，也是我国节日发展史上的重要时期，雄厚的经济实力、安定的政治环境、开放的社会风气以及唐人对精神自由、个性解放的普遍追求使得唐朝人形成了热衷于过节的社会风气，他们延续前代已有的节日尚嫌不够，还不时“自我作古”创设新的节日；他们热衷于在节日里进行户外活动，放歌纵酒、郊游野宴、游戏玩乐，从而把一个个原本富有信仰色彩的节日推向娱乐，推向狂欢。[1]这种风气在整个唐朝都是盛行的，而德宗朝尤其如此。经过安史之乱的战火，人心思安。“德宗在779年中期人们期望恢复唐朝力量和光荣的热烈心情中登上了皇位。”[2]经过十年的努力，国家经济力量增强，社会趋于稳定，这种背景之下，以皇帝为首，社会上兴起一股世俗享乐之风，正如陈寅恪先生曾经非常正确地指出的：“贞元之时，朝廷政治方面，则以藩镇暂能维持均势，德宗方以文治粉饰其苟安之局。民间社会方面，则久经乱离，略得一喘息之会，故亦趋于嬉娱游乐。”[3]而时人热衷于过节是趋于嬉娱游乐的最重要表现。中和节也是在这种社会风气中得以创设出现的，它的出现反过来又体现了这一社会风气在当时的普遍和浓烈。 如果充分认识到这一点，我们便有理由猜测，当中和节以国家颁布政策的方式设立以后，对于嬉娱游乐的偏好令人们(至少一部分人)并不满足于仅在二月初一这一天开展活动，他们还会把活动延续到第二天。当一个地方的一些人以相同的方式度过特定的某一天并以年度周期为单位进行重复时，这特定的某一天也就演变成该地方的一个节日了。 从唐代二月二的节俗活动方面考察，也确实与中和节有明显的关联。贞元五年正月颁布的诏书强调，“春方发生，候及仲月，勾萌毕达，天地同和，俾其昭苏，宜助畅茂”，也就是说二月是各种草木发芽的时候，人们应该俾其昭苏，助其畅茂，创设中和节的目的即在于此。就“俾其昭苏，宜助畅茂”而言，可以说没有比踏青、挑菜更好的手段了。 大概正因为二月二与中和节的密切关系，所以一些后人述及二月二时，甚至会以“中和节”来称呼它。如《奉天通志(二百六十卷·民国二十三年铅印本)》就说：“(二月)初二日‘中和节’，俗称‘龙抬头日’，以惊蛰率在此节前后，故云。”[4]又河北《南宫县志》(二十六卷·民国二十五年刻本)云：“(二月)二日，曰‘中和节’，亦曰‘挑菜节’。”[5] 当然，二月二日为节还当与我国节日多重数的状况有关，吉成名已经注意到此点：“龙抬头节为什么定在二月初二呢?笔者认为，人们定在这一天，不是定在初一，也不是定在初三、初四，很可能是考虑到二月初二双‘二’重叠、便于记忆的缘故。人们对数字重叠的日子，历来偏好。”[6]笔者也相信，对重数节日的偏好有助于人们对新的重数节日的认可。或者说，当一月一日的元正、三月三日的上巳、五月五日的端午、七月七日的七夕、九月九日的重阳共同构成了一个很有特色的重数节日序列以后，人们会比较乐意在这个序列中再增加一个二月份的重数节日。至于唐代以后，“中和节”这个官方建构的有着令名的节日反不如由它而起的二月二盛行，部分原因大概也可以从这里来寻找。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