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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人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物质进行崇拜是原始崇拜的重要内容，土地是人类居住生活的场所，是人类获取生存资料所需(衣、食、住等)最重要的源地，对土地的崇敬和膜拜在我国早已有之。后来随着原始崇拜向人格神崇拜的转变，对土地的原始崇拜便转化为对社稷(土谷)神的崇拜。在中国传统社会，对社稷神的祭祀历来有官社和民社之分，官社有不同的级别，分别由相应级别的官方代表人物组织并参与，民社则主要由一个社区的居民组织和参与。无论官社和民社，一般都是一年举行两次，即春社和秋社。春社和秋社时间一般分别在二月和八月，至于具体日子，魏晋以前各朝有各朝的规定，[21]隋唐以后官方制定祭社礼，多以立春后第五个戊日为春社时间，立秋后第五个戊日为秋社时间。社日源远流长，起源于三代，传承于汉魏，发展到唐宋时期已十分盛行。春社日，是在春耕开始之际人们祭祀土谷神以祈求他们保佑风调雨顺、庄稼丰收的日子，同时也是一个放歌纵酒、禁忌作活、有着特殊饮食以及其他多种习俗活动的节日[22]。据《岁时杂记》，社日，“人家旋作鏊饼，佐以生菜、韭、豚肉”，又“小学生以葱系竹竿上于窗中触之，谓之开聪明。或又加之以蒜，欲求能计算也。”又“社日学生皆给假，幼女辍女工，云是日不废业，令人懞懂”。[23]但是元代之后，社日节日趋没落。至少到明代时，一些乡村已将二月二视为土地公公的生日，春社日的种种传统行事也移至二月二进行，其重农务本、祈求风调雨顺、农业丰收的节日内涵也成为二月二的节日内涵。 二月二之所以与龙紧密联系起来，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二月星象、物候、气候及其之间关系的认知有关。农业在我国出现很早，农业生产最讲究不误农时，所以中国人特重时令，仰观天象，俯察地理，发现特定星象的方位在不同时间各不相同，因此根据其所在方位，便可以判断当时的季节。根据《尚书·尧典》“日中星鸟，以殷仲春。日永星火，以正仲夏”等记载，说明最迟商末周初，我国古人就已取得观测天象以确定四季的天文知识。古人将天上群星分成二十八组，叫做二十八宿，二十八宿又按东西南北四方分为四组，即所谓四象，即东方苍龙、南方朱鸟、西方白虎、北方玄武，其中东方龙星的出没周期和方位与一年中的农时周期相始终而格外受到关注。春天春耕开始时，黄昏时龙星开始显露头角；夏天农作物生长时，黄昏时龙星高悬于南方夜空；秋天庄稼丰收时，黄昏时龙星开始掉头向西方下行；到了冬天万物伏藏之时，龙星则隐没身影。龙星现身则春天来临，农耕开始的认知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常识，二月二形成之后，伴随着它在人们日常生活中地位的上升，由于时属仲春，正是龙星经历了隐没潜伏之后重新显现的日子，便被人们形象地称为“龙抬头”。这一新的命名，突显和强化了二月二与季节转换和农耕生产之间的关系，使二月二在农耕社会中的标志性意义增强。不仅如此，由于“龙”在中国还是一种凝聚着无数人的想象力和情感认同、能够“潜景九渊，飞跃天庭，屈伸从时，变化无形”的神奇动物，被视为司水神祇，神仙坐骑、吉祥瑞兽和君权象征，[24]因此，二月二被命名为龙抬头就为与龙有关的节俗活动的生产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而这正是清代二月二兴盛的重要原因所在。 不过，需要说明的是，元明时候，二月二尚不普遍。以上海书店影印的《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所收方志而言，诸多省份如江苏、安徽、福建、江西、湖南、湖北、海南、四川、云南、贵州等各地方志中多有写及当地节日的，但提到二月二的只有嘉靖年间修浙江《淳安县志》。二月二在我国南方方志中的普遍缺失，固然有方志撰写方面的因素，但主要的怕还在于这个时期二月二在南方尚不普遍的缘故。 3、清代民国：兴盛期 清朝和民国时期是二月二的兴盛期，不仅流播空间大大扩张，节俗活动也更加丰富。丁世良、赵放主编的《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25]一书将明清以来，尤其是清朝以来各个时期编修的地方志中的民俗资料汇集成册，为我们了解二月二的节俗活动及其在全国各地的流播情况提供了颇多方便。 这部资料集显示，全国三十多个省级行政区划，除了新疆、西藏和青海以外，其余均有关于二月二节的记载，也即都有二月二节。同时，它也显示了清代和民国时期各地二月二丰富的节俗活动，总体上来看，这段时期二月二的节俗活动主要有撒灰、祀神、占卜、迎女、剃头、踏青、迎富、击房梁炕沿、照虫烛、制作驱虫物品、带龙尾、试耕、种菜、饭牛、吃犒劳酒、开笔取兆、上坟等，并形成了特定的节日饮食和节日饰品，也有不少禁忌。 必须明确的是，就某一个地方而言，并非所有上述节俗活动都会有所呈现，事实是，某一个地方往往中有其中的几项，甚至只有其中的一项活动。但总体上看，在清代和民国时期，二月二继承了元明时期从前朝继承而来的以及新发展出来的节俗活动，继续围绕着崇龙祀土、驱避害虫、祈求风调雨顺农业丰收、生活平安富有等展开但更加多样，并在更大范围内得到认可和实践，成为时人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我们说这一时期是二月二节日史上的兴盛期。 4、20世纪中叶以来：衰落期 20世纪中叶以来，二月二进入了它的衰落期。笔者曾在《从传统到当下：试论官方对传统节日的干预》一文中对中国传统节日在20世纪以来普遍衰落的原因进行过分析，认为个中原因多多，社会转型(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挑战(传统节日是生长成长成熟于传统社会、农业社会的)、历法的变更(公历作为正式历法对农历的取代)、传统节日的合法性和价值被贬抑、西方节日的冲击等都负有责任。[26]这个分析基本上适用于二月二。这些原因的共同作用，导致了二月二的许多节俗活动普遍而迅速地淡出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今，二月二原有的诸多节俗活动，如领龙、驱虫、祀土地、填仓、占岁、佩戴龙尾等都已变得不再常见，相关禁忌也较少被遵循。吉国秀、詹娜、李阳等人用“记忆碎片化”和主体缺失来概括东北地区二月二节日的现状。[27] 然而，二月二又毕竟曾经是一个重要的、节俗活动多样、内涵丰富的民间节日，其节俗活动在今天仍然具有特殊的意义和功能，更何况在其兴盛期出生、长大的还大有人在，兼以20世纪末中国社会的民俗文化正处于复兴之中，故而二月二的节俗活动仍有存留，即如填仓，在今山东菏泽、江苏邳州一带仍然有行之者。至于炒麦豆、爆玉米花、摊煎饼、吃春饼、水饺、撑腰糕等食俗也时有所见，以龙、土地、文昌等神为祭祀对象的二月二庙会在不少地方依然盛行，二月二洗头理发的做法更是风行全国。 二月二到底还能走多远，我们只能拭目以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