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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对二月二节的文化意义所作的几点概括。必须说明的是： 第一，上述概括是主要在分析汉族二月二节俗的基础上得出的。事实上，我国一些少数民族如苗、壮、布依、畲、黎、满、侗、赫哲、鄂温克、水等也以二月二为节，其节俗活动有些与汉族相似，有些则相去甚远。比如二月二前后三天是浙江、福建一带畲族的会歌节和会亲节。每届此时，歌手们就到山间对唱会亲，热闹非凡。云南罗平县的布依族在二月二也有歌会。黔东南一带的苗族把二月二作为敬桥节。节前各个苗寨纷纷整修桥梁，二月二这天则敬桥接龙。祭品为公鸡或鸭一只，鸭蛋三个，鲤鱼三尾，酒一壶，米一升、粑粑、糯米团一个，还有香、纸、钱、鞭炮、纸娃娃、五色彩钱等。祭桥时巫师会一边烧香纸，一边口中念念有词：“桥是我架，桥归我祭。桥供人走，桥给友过。可走西方，可下东方。客人过桥，我家得富，朋友过桥，我家繁衍。兴旺发达，万代千年。”念完咒语，要由一个兄弟多的男孩去踩桥，从新架的桥上走过，就意味着主家今后有子女。祭过桥后，还要在桥头聚餐。返家时，主人会用一根五色线从桥头牵到自家堂屋中，意为将子孙引到了家。[4]壮族多在这天祭祀土地或土地婆，以祈祷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又以二月二为花朝节或花婆节，节日里，各村寨姐妹姑嫂汇集在一起，杀鸡敬花王，祈求花王馈赠孩子并保佑儿童健康成长。而在广西德保、靖西、东兰等地的壮族那里，二月二还是孩儿节。在东兰，这天凌晨鸡啼头遍时分，儿童们便在自家门前燃放鞭炮，并举火把到泉边喝“仙水”。天亮后，他们在家长的带领下，带着红鸡蛋等食品到村外山坡上尽情游玩。认为孩子们过了孩儿节，便会更加聪明伶俐。这意味着上述对于二月二文化意义的概括只是其主要方面。 第二、上述意义的概括主要是以二月二盛行时代(清朝民国时期)的节俗为基础的。显而易见，节日的意义是蕴含于节俗活动之中并通过对节俗活动的实践体现出来的，节俗的变迁往往意味着意义的变迁，更何况即便节俗形式没有变化，时代的变化也会令对其的意义阐释发生变化，那么，当二月二从唐宋时期一路走来，发展演变到现在，其意义便是变动不居的，上述以清代民国节俗为基础对二月二文化意义的概括便只是那个时代的，既不等同于其前的唐宋元明，也不等同于其后的当代社会。当代社会，一方面，尽管二月二还在节日体系中占据一定位置，理发的习俗甚至还在全国范围内流行，但整个上处于主体缺失、节俗衰落的状态，其意义也呈现出整体性的弱化；另一方面，一些节俗活动虽然继续传承，但由于所处语境已经发生变化，其意义也在发生变化。比如在山东济南泰安一带，二月二时人们还会吃炒豆，但由于蝎子、蜈蚣等害虫已不多见，很少人会把吃炒豆与驱虫联系起来，人们更看重它的口感、营养价值和情感价值(对一些人来讲，吃炒豆意味着重温一段过去的生活)。 第三、上述意义是在基本上忽略了空间因素的情况下做出的，它所呈现的意义处于宏观和抽象的层面。但正如前面已经有所揭示的，二月二节俗活动具有比较鲜明的地方性特征，这不仅体现在不同地方有不同的节俗形式，而且体现在即使节俗形式一样，在不同的地方、不同地的人那里也会有不同的解释，这意味着节俗活动的意义还必须被作为地方性知识、放到特定的空间中去理解。事实上，把节俗活动与特定的空间结合起来，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节俗对于其俗民的意义，也助于我们理解节俗的地方性差异是如何形成的。比如引龙的做法为何在北方十分流行而在南方较为少见?如果将其与北方春季干旱少雨的气候特征结合起来就能得到理解。再比如为何别处引龙时叫引龙而山西一带多叫“引钱龙”并以钱引龙呢?清朝民国年间晋商的发达也许能提供一些解答的线索。 (本文发表在《民间文化论坛》 2012年第5期，注释或参考文献请参见附件PDF。)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