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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小红帽”故事的精神分析学研究之特征 以上对母题所蕴含的精神分析之间关系的总结本身就呈现出精神分析学对同型故事解释的矛盾之处：是否所有的AT333型都具有以上总结的三个故事母题且内容完全一致或至少相近？是否所有AT333型都出现了以上四组人物关系？如果答案是否定的，则欧美学者对AT333 型故事的精神分析研究是否就缺乏科学性？甚至是否可以由此质疑该研究方法与童话研究结合的可行性？ 以上疑问涉及研究对象是什么、研究者是谁和研究方法如何等，通观该类型的精神分析学研究历程，丰硕的研究成果背后呈现了以西方文本为中心、以文人文本为中心和男性中心主义的倾向。 20 世纪关于“小红帽”精神分析研究成果的材料基础主要以西方世界流传的“小红帽”文本为中心，尤以文人改编甚至再创作后的文本为中心进行研究。前文所引诸成果主要以法国童话家佩罗（Charles Perrault）、德国格林兄弟（the Grimms）和 18 世纪法国民间口头流传的文本为分析对象，即来自法、德、意等欧洲国家的西方文本；而弗罗姆、罗海姆在分析中主要运用的文本是佩罗版与格林版的《小红帽》，但这两个文本都是文人改编本而非口头流传的民间童话。文本的西方化、文人化特征是质疑“小红帽”分析的普适性与科学性的根源，有研究者旗帜鲜明地对精神分析学方法的科学性提出批评，并运用其他研究方法“反证”其不合理之处。对仅以文人文本为中心而忽视众多民间口头异文、忽视非西方民间口头异文的精神分析研究科学性的质疑声一直存在，直至1987年邓迪斯通过比较民间故事异文与两个核心的西方文人化文本，认为佩罗与格林兄弟依然保留了民间故事最核心的母题、回避了“小红帽”的缺失，这显然属于文人的提炼与创造，将民间文学中有潜在价值的一般性名称改为具有鲜明性别特征化的可指性对象，在名称的“技巧”与“意义”上，小红帽代替“小女孩”也具有从民间向文人创作转变的特征：一方面，红色往往被赋予更多更强的女性吸引力，如文人多强调民间故事女主人公的美；另一方面，女性突出其弱，如“睡美人”在沉睡中当然没有自卫与防范的能力“，驴皮公主”被降格至动物般任由他人驱使的地位，“无手姑娘”只能不断受到残害等。故而，被文人参与改写的民间故事一方面保存了其中的类似母题，另一方面也被渗入更多的男性意识与审美特征。 美国学者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于1984年著文《鹅妈妈的意义》，对精神分析学的研究方法提出质疑和批判。他认为，仅以佩罗童话或格林童话中的“小红帽”为分析对象，由此得出种种结论并不具备科学性；进而指出，研究民间故事应运用民族志方法与社会历史批评的方法。接着，达恩顿便以18 世纪的一则口头记录文本为例，将之与法国 18 世纪的特定历史、民族精神及世界观等相联系，认为这一故事展现出那个时代法国儿童的高死亡率、恶劣的环境、频发的瘟疫等历史文化现实。达恩顿主张的社会历史分析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他使用的分析材料也只是“小红帽”一个异文；“这一个”文本出现在18 世纪的法国社会，因而只能在这一特定的社会历史与民族志语境中分析与阐释其意义。然而正如邓迪斯后来所指出的那样：“从民俗学提供的优势来看，我们能够看到，这里引述的绝大多数解释都没有利用小红帽可用的全部口传文本。有关这个故事的精神分析的（或任何其他的）解释都没有利用在中国、日本和朝鲜发现的基本故事类型的许多异文。”邓迪斯的观点颇具前瞻性。他还认为，欧洲学者的精神分析学成果与欧洲的人格特点一致，因此也受到欧洲人民俗心理的限制，“这样一种对一般民俗以及特别是童话的欧洲中心式的研究可以从对世界其他地方发现的同源故事的考察中获得很大的裨益。”事实上，达恩顿代表的应该是一部分学者对精神分析学的态度，他们包括民族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以及历史学家等，但其研究材料的运用并未超越贝特尔海姆、弗罗姆等精神分析学者。 在对“小红帽”历史文本形成过程的研究中，佩罗版与格林版文本皆备受重视。前者被认为是沙龙文化、宫廷文化产物，主要具有性隐喻与道德训诫的意义，属于惩戒性故事（exemplary story）；后者则因教育系统的确立与民族文化意识的发展，变为劝戒性故事（cautionary story）。惩戒性故事的主要功能是娱乐与惩罚成人，劝戒性故事则重在教育与引导儿童。无论是在《鹅妈妈讲的睡前故事》中，还是在《格林童话》中，又或是在当代记录的采录本中，都具有如下共性：由男性文人记录、整理甚至改编。而弗罗姆、贝特尔海姆等精神分析学者的分析，首先源于他们的男性身分对另一类男性身分的呼应，并从文学评论的角度进一步扩大佩罗版与格林版的《小红帽》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这个被男性改编的故事和男性对这个故事的解释都构成了一种固定和支配女人的男性共谋。” 有趣的是，指出男性记录者、改编者、研究者共谋以支配、训诫女性的不仅是邓迪斯这一位男性，来自格林童话故乡又在美国童话学界产生巨大影响的德裔美国学者齐普斯（Jack Zipes）进一步对《小红帽》所涉及的话语中鲜明的男性中心主义进行批判。他认为：“小红帽是一个男性的创造和投射。不是女人而是男人—佩罗和格林兄弟—创造了我们通常的小红帽形象。”“《小红帽》反映了男人对女人的性欲—以及他们自己的性欲的恐惧。性冲动的约束和控制在这个资产阶级的文学童话中根据被剥夺的男性需求而得到了完整的刻画。小红帽因为她本人的强奸罪而受到谴责。狼实际上不是一个男性，而是象征着自然冲动和社会的不一致。这个故事的真正主人公即猎人—猎物看守人，是一个男性统治权。”“只有一个强壮的男性形象才能把一个姑娘从她自己以及她的贪欲中解救出来。”尽管齐普斯的研究在方法上是马克思主义分析与精神分析的合体，且曾对风靡一时的贝特尔海姆的“小红帽”分析提出过尖锐但诚挚的批评意见，但在邓迪斯看来“齐佩斯实际上感兴趣的只是 AT333 的佩罗和格林的异文对 17 世纪至今的欧洲社会产生的特殊影响。……对一个口头民间故事的一个或两个文学异文的研究，无论这些文学异文有多么重要，都不能代替对某个特定故事的口传的和文学的异文的经过充分训练的民俗学研究。”邓迪斯呼吁精神分析研究需要在文本的来源上更加重视非西方文本、非文人文本，强调民俗学研究与精神分析研究的结合。 亚洲“AT333C 虎姑婆”型故事的研究基于中国、日本、韩国等国家大量的口传异文展开。江帆《藏不住的尾巴—“狼外婆”故事解析》一文以中国文本为主、日韩的同类型故事为辅进行研究，对邓迪斯所指出的缺憾有所弥补，但主要从民俗文化视角切入而未涉足故事的精神分析。即便是在日本精神分析学界最具盛名的河合隼雄（Hayao Kawai）在其专著《童话心理学》中，也只是选取了不包括《小红帽》在内的10个《格林童话》中的经典个案；在他此后的研究中，为了从精神分析视角探索日本民间故事与日本民族文化心理特征之关系而引用众多日本童话，却始终未对日本流传的 AT333C 型故事的异文进行过分析。1970 年，艾博华（Wolfram Eberhard）发表《虎姑婆的故事》一文。该文以 1967-1968 年间在中国台北随机对 100 个家庭进行的田野调查所得的 241 个《虎姑婆》文本为基础，运用民俗学与社会文化学的方法，对“虎姑婆”故事从故事长度、故事情节进行研究，考察故事讲述者的文化背景及历史文化语境对虎姑婆故事讲述的特殊意义，但论文的最后一部分却从象征与心理学的视角对“虎姑婆”故事进行探讨，他认为中、日、韩故事中血的母题与老虎（男性的代表）跌向大地（女性的代表）并带来红色小米（多产的代表）。中国大陆一些文本中老虎被杀死后，其坟墓长出圆白菜，从圆白菜里面又出来七个女孩；圆白菜就是新生的月亮，从吞掉老月亮的老虎里长出来，七个女孩则是月亮每一时期持续七天之隐喻等。贵州异文中，老虎变成了荆棘，女孩变成樱桃，而樱桃具有“长寿”（寿星有桃红的脸颊）、“樱桃小嘴”（形容女性之美并与女性生殖器相关）等意义，与老虎意味着男性与太阳，女孩是月亮等象征相关。他甚至将“桃”与民间故事中“桃太郎”的故事关联起来，认为核桃小子就是从女性的器官中生育出来，日本桃太郎的迅速成长可以阐释为月亮的成长，男孩在十五岁时达到力量最强盛的状态，恰与每月十五月亮最饱满相似，在这一天他与黑暗的力量进行斗争。艾伯哈德的长文虽以精神分析来总述其研究结论，但显而易见，亚洲“虎姑婆”型故事精神分析学研究依然十分薄弱；正因如此，也为其研究提供了潜在空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