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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小红帽”故事的精神学研究之发展 就精神分析学的整体目标而言，弗洛伊德强调每一个个体所具有的相似的精神成长历程，将之投射到一则童话中，将童话视为儿童成长精神问题的文学呈现；荣格则强调无差别的集体无意识，因而将童话与神话-仪式理论视为一体，并互为阐释。就研究方法本身而言，用精神分析对童话进行阐释是一种以一代全的理想路径，邓迪斯曾经表示：“我们当然可以合法地分析某个格林故事，但我们不应该骗自己说，我们正在分析的是特定故事的最普遍的或最本真的形式。困难在于有些雄心勃勃的学者试图从格林的资料库中推断出德国人的一般价值观和世界观。”精神分析作为一种科学研究的方法，当然是希望它可以用来进行一般性的阐释而非“德国人的”“美国人的”或“法国人的”阐释；但作为研究对象的文本存在西方文本中心化、文人文本中心化与男性主导的文本中心化的特征，因此不解决这些问题，一切精神分析的阐释都是 AT333 型故事阐释的冰山一角。 20 世纪 90 年代以前，以邓迪斯、齐普斯为代表的欧美学者对于贝特尔海姆及其以前的精神分析学的批判与发展，另有一些呼应者。如史蒂文·斯万·琼斯（Steven Swann Jones）于 1987 年发表《论童话分析：“小红帽”反思》一文，他认为达恩顿的错误在于“过于强调历史文化语境中阐释民间故事的意义，而这无法解释民间故事在文化语境发生极大改变的今天何以依然向听众不断讲述”，在琼斯看来，似乎只有精神分析法才能阐释民间故事最本真的意义。但诚如笔者前文所列举的相关研究中呈现出来的种种矛盾，精神分析学自身在面对同样的文本时，尚会在不同时代得出不同结论，更勿论 AT333 型故事本身仍然在各种媒介中不断发展、演绎。1944 年 MGM 公司推出的《小红帽》中，“小红帽”成为主动出击、引诱狼的热辣夜总会舞女，再到安吉拉·卡特的《与狼共舞》，小红帽的主动性越来越强，与狼和外婆的关系 也变得多样化。女性研究者也逐渐加入《小红帽》的研究行列，如卡斯特的心理学分析与美国学者奥兰斯汀所著的《百变小红帽》等，对于新文本中猎人的角色之反思，对父女关系童话治疗（童话心理学治疗）的尝试都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在琼斯的维护与邓迪斯的批判性发展中，运用精神分析学研究 AT333 型故事的局限性已很明显。但不可否认，近年来对 AT333 型故事之精神分析的研究亦取得一定的突破。罗夫曼（Ravit Raufman）《小红帽：以色列民族主义互联网论坛中的文本、超文本、语境》一文通过对以色列民族宗教网站中当代伊斯兰社会各种“小红帽”文本出现的宗教语境进行分析，认为在以色列网络中的小红帽文本呈现出社会身分和民族宗教问题的复杂状况，论坛强调社会价值与宗教社会的准则，小红帽与狼的对立可以通过小红帽与狼的行动和服饰背后的文化隐喻，解读出政治、宗教的对立以及女性的性别仪式，其中虽包含了对性的好奇的某种警告，但更重要的是对伊斯兰女孩成年仪式与典礼的描述，即孩子是否应该离开某一宗教派别而加入另一宗教派别的疑惑。小红帽（女孩）试图打破两个社会群体间的界线，她们知道冲突的复杂性，愿意面对并形成讨论。她们不是可爱而无助的，而是掌握自己命运的积极的女青年。欧美精神分析学者多强调母女之间的对抗是小红帽故事的核心，即代际对立，但在以色列的小红帽故事中，核心却是性别对立。小红帽与狼的对话即女性与男性的对话，显然违背了宗教社会准则。罗夫曼认为论坛中对“小红帽”的不同运用与解读，代表了不同的民族宗教群体的对立观点：一则鼓励女孩呆在家中，一则认为女孩的公共场合活动是合法的，两者之间的区别不仅是意识形态的，还是对性别间关系的精神分析学的暗示。罗夫曼的研究结合了传统精神分析与当下风头正旺的语境研究及马克思主义批评的方法，也展现出 ATU333 型故事在当下的活力与生活意义，而这也是民间故事得以传承的力量所在。 精神分析学研究成果的不断丰富与《小红帽》在文化生活中的不断“变身”相同步。1997 年，戴维德·卡普兰（David Kaplan）曾以佩罗版《小红帽》为基础，写作和执导电影短片《小红帽》，其中狼由现实生活中的同性恋芭蕾舞者 Timour Bourtasenkov 扮演，试图哄骗小红帽并成功地吃掉了外婆，还计划吃掉女孩。但小红帽骗过了他，无需猎人的救助而幸存下来。而詹尼弗·奥玛（Jennifer Orme）运用对卡普兰演绎的《小红帽》进行研究①，将重心放到了一贯被视为“反派”“酷儿理论”的“狼”这一角色上，并将精神分析的触角伸向故事情节与故事扮演者，乃至扮演者本身的同性恋取向、爱欲和生活本身。由此看来，《小红帽》在当代人的生活叙事中依然有其存续和发展的空间。 精神分析学与童话的共赢彰显了故事研究与理论研究在文化生活中的力量，同时也显露出：始终以欧美男性学者为主体、欧美文本为中心的 ATU333 型故事的精神分析学研究，在方法上的不断发展并未改亚非等其他国家地区该类型故事异文研究缺失的现状。异文众多的 ATU333 型的亚型“333C 虎姑婆”有着怎样的发展历程？为何中国故事学在此种分析路径中“失语”？对一个没有“小红帽”、在家中发生“食人”惨案的 333 型故事，应如何批判地吸呐当前精神分析学的研究成果？对这些问题的进一步清理和回应，无疑会在故事类型、异文比较以及故事研究的理论方法论等层面丰富中国民间文学的研究内涵。 本文原载：《民族文学研究》2017年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