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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村落拜年的社会文化功能 钟敬文先生说：“每一社会中所流行之风俗、习惯，乃至其大部分制度、文物，大抵由该社会之民众，迫于共同之需要，凭借现实所能提供之条件(物质的、精神的)所创成。在流行过程中又不断受到广大群众之补充或修订，一世代又一世代，一地域又一地域，流传与扩布，直到原来之需要及所凭借之各种条件已经变迁、消失，此种社会文化产物亦逐渐或迅速成为一种‘残余物’，或终沦于消亡。”[5] 拜年这一古老习俗传承至今，在城市和乡村有了显著的差异。城市里虽然也看重拜年，但是其形式和意义都与村落的拜年有较大的差异，有拜年的范围小、仪式简省、更多借助现代通讯手段等特点，对这一礼仪的理解也没有乡民那样庄重。拜年习俗的这种变迁是与城市生活方式相适应的，其主要因素应是城市人亲缘观念较为淡薄、人身依附程度较低、人际关系更注重业缘联系和利益合作等。当然城市人更多地拥有现代通讯手段也是拜年形式简便的一个重要因素，但不是根本因素，因为现在农村大部分人家也都有了电话，黄庄的中青年人更是普遍有了手机，村民拜年时都不使用这些，还是采用古老的面对面的方式。古朴的拜年习俗在黄庄的留存，除了有习俗的顽强的传袭力或者说稳固性以外，根本上还是由于这种拜年习俗适合于当地的村落生活和乡土文化，发挥着其特有的社会文化功能。 （一）维系敬老孝亲的伦理道德 拜年主要是对长辈的敬贺礼仪，在河北景县一带更是用磕头这种极端的表示崇敬的方式来表达。出于习俗的强制性规约，每个晚辈在新年伊始都要向每个亲近的长辈如此行礼，这在很大程度上使传统文化中的敬老孝亲伦理得以传承。众所周知，几千年来用以维持封建社会秩序的长老权威和孝道伦理在建国后被政府权力和主流意识形态视为阻碍新的社会文明的垃圾受到严厉打压和清理，改革开放以后又受到市场经济和现代化思潮的冲击，农村社会的长老权威已经趋于崩溃，孝道伦理也难以维系，以至在更多因素的作用下出现了“媳妇权威”和严重的养老危机。[6] 而即使那些平时不孝敬老人的晚辈包括儿媳，在大年初一也要面向祖灵给父母、公婆等老人庄重地行礼，同时媳妇要毫不含糊地称呼公婆为“爸爸”“娘”。只有那种儿媳与公婆完全“断交”的个别案例中才会“断了年礼”。尽管在封建社会中长老权威和孝道伦理受到过分的推崇而出现了种种弊端，但是建国以后对这种传统文化的过度打压又使事情走向了反面，出现了子女不孝、老人失养的问题，从这个角度说，古朴的拜年习俗有其端正民风的正面作用。 （二）联络亲族的重要手段 亲缘关系在乡土社会结构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乡民的亲属网络可分为两部分：宗亲和外亲。初一拜宗亲。同族的人们聚集在一起按血缘亲近程度依序拜望同姓长老，使大家再次意识到相互间的血缘联系。特别是出了“五服”的“远门儿”宗亲，相互间平时并没有作为同族人相处的机会，每年一度的拜年活动把他们凝聚为一个亲密群体。初二以后普拜外亲，那些平时没有往来的亲戚之间也必定相互拜年。如果没有拜年往来，乡民的许多亲戚就很容易中断联系。当然婚丧嫁娶、贺生祝寿之类的事情上的往来也是亲戚间联络的机会，但是这些活动并不是常规性的，如果仅靠这些“大事情”上的往来，亲缘关系较远的亲戚间很快就会疏离。所以，范围广泛的拜年活动是乡民维持其亲情网络的重要手段。 （三）维持和加强村民关系的重要方式 乡民的生活主要发生于其村落之中。一个传统意义的村落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社会单位，文化空间，村民们是靠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凝结起来的互助团体。“五服”以外的同姓村民虽然血缘关系已经淡远，但是追溯起来他们是同一个远祖的后代。拜年时同姓村民之间互相走访，不断唤醒他们的同族意识，使他们感受到相互间的亲近关系。而不同姓氏的村民之间也采用拟亲属称谓来确定相互间的辈份关系，全村的所有村民用世代传袭的亲属称谓网络连接起来，使得全村就像一个亲密的大家族。过去不同姓氏的人家也相互拜年。现在不同姓的近邻之间、关系特别好的异姓村民之间也是相互拜年的。村民之间的拜年，是对相互间的亲密关系和友好感情的郑重确认，是对过去一年中对方给予自己的帮助表示感谢，也为刚刚来临的新的一年的互助做必要的感情投资。村里人说，平时与人吵架闹气了，这时候拜年话一说，就什么意见都没有了。所以，年复一年的拜年习俗是村民间重复确认和不断加强亲密互助关系的一种有效手段。在村落这样一个相对封闭的较小社区内，人与人的交往是面对面的，是无需现代通讯设备和文字的。这种生活方式决定了他们的拜年礼仪必定采用面对面的有声语言、恭敬的表情和动作来表达，而不会使用电话、手机或卡片。而跪拜这种极端的卑己尊人的拜年方式产生于远古的乡土社会，借助于习俗的顽强传袭力保持下来，在根本上还是由于传统村落的基本结构还没有变迁，这种拜年习俗还有其存活的现实功能。将来村落的现代化、城市化到了相当程度时，这种古朴的跪拜式拜年礼义也理应消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