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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景春]春节习俗与时代精神

http://www.newdu.com 2017-11-07 黄景春的个人空间 2008-1 黄景春 参加讨论

    按:这是我应邀写给《文汇报》“文汇时评”栏目的文章,主 编 范兵说正月初七见报,后来又说总 编认为要突出今年春节的抗击暴风雪、众人相互守望的主题,要我依照这个宗旨修改。我试图按照这个想法来修改,但是改不下去,因为按这个改法写出来就跟新 华 社发布的专电、评论或者社 论差不多。这样的文章不应该是我写的,也不是我写作的调门和风格,所以我就放弃了修改。把原文贴在自己的博客上,孤芳自赏吧。 
    春节是我国的农历新年,已经入选我国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单。在传承民族传统文化方面,春节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春节还不断融合时代精神,充实自身的文化内涵。正因如此,我们说春节既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传统节日,也是一个激动人心的现代节日。
    用春节称谓农历新年是辛亥革命以后的事情,时间还不到一百年。但是,如果从汉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颁布太初历新年的日期被确定算起的话,春节已经有二千年以上的历史了。如果从上古的“蜡祭”习俗算起,说春节已有四五千年的历史就一点也不夸张了。
    “年”的最初含义来自农业生产,是谷物成熟的意思。甲骨文和金文“年”的字形都是人手持成熟谷穗的模样。《说文•禾部》说:“年,谷熟也。”我国上古人民在冬寒将尽、春阳萌动之时举行“蜡祭”活动,“索鬼神而祭祀”,主要目的是感谢神祇上一年赐予的丰收,祈求新的一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太初历把新年固定在正月初一之后,我国农耕文化以其稳定性和保守性代代传承,过年习俗也一直延续到今天。
    在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时代精神的不断浸润使我国的新年文化先后经历了先秦萌芽、两汉定型、唐宋裂变、明清转型等几个发展阶段,每个阶段都有其时代特点。唐朝是一个经济繁荣、文化昌明的时代,新年礼俗活动逐渐从祈报、厌禳的神秘氛围中挣脱出来,转变成礼仪型、娱乐型节日。元旦爆竹不再是驱鬼辟邪的手段,而成了喜庆欢乐的方式;祭灶由庄重神秘的宗教仪式,转变成敷衍灶王的世俗化的例行公事。虽然祭神祀祖仍是一项重要内容,但是过年的重心由祭神转向娱人,转向了家庭团圆和众人共同参与的游艺娱乐。可以说,在唐代以后,新年已经成为普天同庆的佳节良辰。到明清时期,随着世俗文化的发展,庆祝新年的活动再一次转型,一是方面礼仪性、应酬性加强,拜年、贺年成为过年的主要内容之一;另一方面是游艺性进一步加强,集中出现的娱乐活动,如玩狮子、舞龙、走高跷、跑旱船、演戏、说书等,成为过年的重要标志。
    1911年辛亥革命胜利以后,民国政府在南京开会讨论历法问题,各省代表达成了使用公历的共识,把公历1月1日定为新年的开始。鉴于民间仍然按照农历过年,1913年民国政府把农历新年改作“春节”。民国以来,由于来自西方的科学文明话语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以及政治革命话语对传统生活方式的介入,春节习俗一直处于被抑制、被改造状态。1927年蒋介石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之后,废除农历,并称农历年为“废历年”,把它视作封建迷信和愚昧习俗的渊薮,采取种种措施劝阻百姓过废历年,然而收效并不大。
    解放后政府也同样注重对春节进行移风易俗,给春节注入新的时代精神内涵,而且成效显著。每逢春节来临之际,政府通过多种方式提倡树立时代新风尚,破除腐朽旧习俗。经过改造,春节的神秘玄怪的迷信色彩迅速消褪,驱疫厌禳行为消失了,敬天祭灶在很多地区也不复存在,祀祖活动大为减少。与此同时,春节的几个突出伦理秩序和个人生活的方面,包括家庭团圆、拜年祝福、娱乐游艺、交际休闲等方面得到强化,而贴春联年画、放烟花爆竹等传统形式也得以延续。如今的春节,不要说跟古代相比,就是跟辛亥革命时期相比、跟解放初期相比,过节的方式也要文明、健康得多,也更加自由多样。
    今年春节前夕,我国南方遭遇罕见雪灾,党和国家领导人在春节期间视察灾区,慰问灾区群众,与受灾同胞一起过年。有些灾区政府机关春节不放假,全力投入到疏通道路、抢修电网等抗灾救灾工作中去。其他地区的相关部门或团体利用春节假期为灾区募集资金,人们纷纷捐钱捐物,献上一份爱心。各地还给未能回家过年的外地民工和大学生提供很多生活便利,为他们安排多场文艺演出。这些都为今年的春节增添了新的亮色,也体现了今天人们过春节已经超越了个人生活的小圈子,把目光投向国家与社会,具有了较多的关爱他人的情怀和理念。
    今天,春节已经成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但这并不意味着春节将停滞不前、凝固不变。春节向来都是与时俱进的,这是春节丰富的传统文化内涵所决定的,也是春节具有强大生命力的表现。必须注意到:春节是在古代农耕社会形成的文化习俗,在城市化、信息化的今天难免会有与时代生活不相适应之处。过去农耕时代形成的家庭观和伦理观今天需要进一步调整,要具备当代人的社会观和效益观。就以除夕团圆为例,家庭团圆具有鲜明的节日仪式的性质,它表达了一种非常珍贵的伦理情感。为了过团圆年,数千万人不惜任何代价地奔波于路途,造成交通线路严重拥挤。虽然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通过电话、手机或者互联网视频相互拜年或跟家人团圆,但是这种转变还需要进一步展开,应该成为更多人的生活习惯。
    古代形成的某些过年方式,如燃放烟花爆竹,跟当代清洁环保的生活理念相背离,是我们必须直面并设法解决的问题。过去的乡村每平方公里居住几个、几十个人,过年时在自家庭院燃放爆竹表达驱疫禳灾的宗教观念,对他人、对环境的影响微乎其微;可是,在今天的都市中,每平方公里居住几万人,却仍然非理性地延续过去燃放爆竹的过年方式,就造成了巨大的噪声、粉尘和固体垃圾污染。就以上海为例,2006年除夕和初五共产生烟花爆竹近2500吨,2007年这个数字增加到2850吨。这些统计还没有包括噪声分贝、空气粉尘增加的数字。现代都市社区哪怕有十分之一的家庭过年燃放烟花爆竹,就会形成震耳欲聋、烟尘弥漫、垃圾遍地的景象!更不要说还可能会造成人身伤害和火灾!前些年有些城市通过立法禁止春节期间燃放烟花爆竹的现实依据正在于此。然而,这种强行禁放的做法造成了社会管理与民俗行为的对立,后者凭藉非理性的生活习惯顽固地挑战前者的权威,其结果不仅造成了警民对立,也疏离了干群关系。随着春节被确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禁放法规也陷入尴尬:春节习俗要保护,而作为春节的标志性活动之一的燃放烟花爆竹却被立法禁止。后来,随着北京市的解禁,各地的禁放法规也大都形同虚设了。
    然而,赋予春节清洁环保的理念,让大家更加文明节约地过新年,是大势所趋,也是时代的要求。近代以来对春节的改造都是在政府主导下进行的,今天政府相关部门也不应放弃应有的职责,而应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探索新的改造春节的有效途径。在坚持不懈地宣传文明过节的基础上,提倡“以限代禁”,即限制燃放烟花爆竹的时段和地点,取代过去以立法方式禁止燃放的做法,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在这个问题上,相关部门要充分理解和尊重民众过节的心理需求和生活习惯,但也要告诉民众燃放烟花爆竹会对他人生活造成干扰,也会对环境造成污染;提倡在几个时段集中燃放爆竹,并由社区自行确定相对宽敞安全的场地作为燃放地点;引导市民由无序的任意燃放过渡到有节制地燃放,最后达到规范燃放、减少燃放的目标。过年燃放烟花爆竹的习惯是根深蒂固的,要限制和规范它需要较长的时间,相关部门需要做长期、耐心、细致的工作才能收到成效。
    几千年来,我们民族过年的方式随着时代发展而有所变化,今天的春节不同于过去,将来也肯定不同于今天。总的来说,将来的春节会更加富有人文精神,更加文明健康,娱乐休闲功能也将得到突出。当然将来的春节也必将更加注重清洁环保,因而也将更加欢乐和谐。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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