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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细察起来，不同时代、不同地区，乃至同一时代、不同地区的元宵灯节习俗，还是同中有异、各有特点。比如北宋时汴京的元宵灯节就有声有色，不少小说都对之津津乐道，其中尤以宋元话本《宣和遗事》和《杨思温燕山逢故人》所记最为生动详尽。其大致情形是：皇宫大内前，自冬至起，即开始架造鳌山(灯山)，山高16丈，阔365步；中间有两条鳌柱，长24丈，两下用金龙缠柱，每个龙口点一盏灯，谓之双龙衔照；正当中立一牌，长3.6丈，阔2.4丈，金书8个大字：“宣和 山，与民同乐。”正月初五至二十，禁城城门不闭。十四这一天，徽宗幸五岳观，辇前打红纱贴金灯笼二百对，兼以琉璃玉柱掌扇，至晚还内。驾入灯山，御辇院人员辇前唱《随竿媚》，御辇旋转一周，谓之鹁鸽旋。接着驾登宣德楼，游人皆赴露台下，旨令杨戬等贵官撒金钱银钱，让百姓争抢。十五夜，又令光禄寺于端门下以金碗赐御酒，凡看灯百姓，不问富贵贫贱，人均一杯。十六晨，帝又登楼卷帘，着红袍小帽独坐，让百姓瞻其仪表。彼时，王孙公子皆“子顶背带头巾， 地长背子，宽口裤，侧面丝鞋，吴绫袜，绡金裹肚，妆着神仙；佳人都是 肩冠儿，插禁苑瑶花”，才子佳人手儿厮挽，有五千来对。除了看灯，便是歌舞笙箫，彻夜狂欢。话本《戒指儿记》，写一年少郎君阮华，就集一伙兄弟，在灯夜歌笑赏灯，直吹唱到深夜方散。像这些描写，多是《东京梦华录》、《梦梁录》等宋人笔记所不曾细载的，其史料价值不言自明。而小说《水浒传》则较为具体地记载了彼时地方市镇闹元宵的盛况，这一点更是宋人笔记所阙而不载的。如它说清风镇人闹元宵，大家先是凑钱，然后去土地大王庙前扎个小鳌山，山虽不大，却也挂有五七百盏灯，有金莲、玉梅、芙蓉、牡丹等各色花灯、花灯影里，庙门内外，皆是村歌社火，如舞鲍老等。而大名府就更加热闹了，灯节到来时，富豪之家各赛花灯，远者三二百里去买，近者也过百里之外，更有客商年年将灯到城货卖。诸路做生意的，云屯雾集。家家门前，扎起灯棚，鳌山上挂灯上千余盏，四面灯火不计其数。大街小巷都有社火，有耍和尚的，踏竹马的，舞鲍老的，唱词曲的，演傀儡戏的……，终日鼓乐喧天，笙歌聒耳。而金人领地燕山的元宵灯节，则又别具一番风味。《杨思温燕山逢故人》上说是“胡笳聒耳”，“汉儿谁负一张琴，女们尽敲三棒鼓”，“小番鬓边挑大蒜，岐婆头上带生葱”。可见，同一时期不同地方的元宵灯节，是各臻其妙，相映而生辉。 那么，与宋代相比 ，明代的元宵灯节，又有些什么样的时代特点呢?从时间上看，明代灯节更长，前后达十天。灯之品类，也更为繁伙。《水浒传》在写宋代的花灯时，列举的灯都是以花作为造型的，这是宋代的特点。而《金瓶梅》所写的明代花灯，除了以花为造型以外，还有动物造型，如猿猴灯、白象灯，以人为造型，如秀才灯、师婆灯，以人物故事为造型，如和尚灯，寓月明和尚度柳翠故事，刘海灯，寓刘海戏金蟾故事，钟馗灯，寓钟馗嫁妹故事。并且，花灯的摆放似也有讲究。如《隋史遗文》介绍说，京城兵部衙门挂的灯都是兽灯，有獬豸灯、狮子灯、青熊灯、猛虎灯、锦豹灯、骆驼灯等；而相府门口挂的则是各色鸟灯，有仙鹤灯、锦鸡灯、黄鹂灯、孔雀灯、鹦鹉灯等。我们在前面说过，灯节是自唐时才设立的，因此《隋史遗文》所写的实际上是明代的灯市胜景。《禅真逸史》有关灯节的描写，也是如此。此书第5回还具体地写了妙相寺的一所船灯(寓普渡众生之意)，说船面五彩油漆，外边俱雕小小人物，撑篙驾撸，掌号执旗，吹打乐器，枪刀剑戟悉具，四周悬挂结彩珠灯，船里供养伽蓝神像，两边排列从人。船灯之前，又结一座鳌山，灯上将绢帛结成多般故事，“张异域之屏围，挂名人之手笔”，可谓“行行技艺尽标能，物物雕镂俱极巧”，比较真切地反映了明代手工制灯技艺的精湛、高明与发达。如果我们以之对读明张岱《陶庵梦忆》卷四所记述的“世美堂灯”和明徐 勃《徐氏笔精》卷四所记的“墨纱灯”、卷八所记的“料丝灯”，则可知小说所写并不夸张。 明代的花灯不仅穷工极巧，而且还配有灯词。这里所说的灯词主要不是指写在灯上的，而是指人们在赏灯时，歌之以娱情的。如《金瓶梅》第24回，金莲等人在赏灯时，韩嫂儿就唱了一首《耍孩儿》(太平时节元宵夜)。第42回西门庆同应伯爵饮酒赏灯时，乐工李铭、吴惠也在席前弹唱了一套灯词《双调·新水令》，兹略举一段，其词云：“花灯儿两边挑，更那堪一天星月皎。我则见绣带风飘，宝盖微摇，鳌山上灯光照耀，剪春蛾头上挑。”由此可以想见，明代灯节吟唱灯词之风的盛行。 明代的灯节自然也少不了社火(指歌舞、百戏、杂耍之类的娱乐活动)，而且社火的名堂也较宋时为多，仅《隋史遗文》中描写的就有踢气 、跳鬼判、踏高竿、舞翠盘、骑骆驼、斗龙灯、走马撮戏、舞枪弄棒、做鬼妆神等等。《金瓶梅》上所记的还有“站高坡打谈的”、游脚僧演说三藏故事的，等等。至于做生意的，则更是五花八门，如李瓶儿住的狮子楼，“北一带都是古董玩器，南壁厢皆书画瓶炉”，“卦肆云集，相幕星罗。卖元宵的高堆果馅，粘梅花的齐插枯枝”，可谓应有尽有。而五彩斑斓的烟火，则更为灯节平添了几多热烈、欢闹的气氛。如《金瓶梅》第42回，西门庆家放的烟火就颇为奇丽壮观，什么紫葡萄、霸王鞭、地老鼠、黄烟儿、一丈菊、火梨花、八仙过海、七圣降妖、五鬼闹判十面埋伏等等，不仅名色不同，声响各异，而且奇彩纷呈，变幻多姿，真令人叹为观止!这在那些描写宋代灯节的小说当中是很少见到的。当然，这并非说宋代灯夜不放烟火，据西湖老人《繁胜录》、周密《武林旧事》等书记载，宋代的高门大户也是放烟火的，并且那时还有专门从事烟火制作和施放的工匠，可惜所言未详，使人难以窥测其工艺水平和施放胜景。不过，推想起来，宋代放烟火似还不够普遍和壮观，否则小说不会只详写灯市而于烟火不涉一语的。明代的文人笔记如《帝京景物略》、《陶庵梦忆》等，也曾谈及当时的烟火施放情况，但均不及《金瓶梅》所写形象具体，因此《金瓶梅》实际上也为今人考察明代的烟火技艺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最后再略谈一下《金瓶梅》等书中提到的明代妇女“走百病”。“走百病”也是元宵灯节的一种习俗，宋元小说、笔记较少提及。《金瓶梅》上说，正月十六之夜，潘教莲、孟玉楼、宋惠莲等跟着众人走百病，月色之下，恍如仙娥，都是白绫袄儿。《隋史遗文》第22回也提到婉儿母女走百病。按明沈榜《宛署杂记》记载，“正月十六夜，妇女群游祈免灾咎，前令人持一香辟人，名曰走百病。凡有桥之所，三五相率一过，取度厄之意。或云终岁令无百病，暗中举手摸城门钉一，摸中者以为吉兆。”《帝京景物略》亦云：“妇女着白绫衫，队而宵行，谓无腰腿诸疾，曰走桥。”两书所言与小说描写基本吻合，此又为通俗小说具有民俗学参考价值之一证。 总起来看，通俗小说所写的宋明时代的元宵灯节具有丰富的民俗学意义，它不仅极其形象地摹写了一幅幅带有民族色彩、地方色彩和时代色彩的民情风俗画，而且也为研究我国元宵灯节的产生、发展和衍变等，保存了弥足珍贵的民俗学资料。所以，我们应予以充分的关注。 (本文刊于《学术研究》1998年第1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