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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本书的一些主要结论及反思 通过几年的田野研究，我们发现：在所考察的当代汉民族社区中，神话远未成为僵死的远古文明的遗留物，它们继续在不同的情境中被讲述着，在不同人们的心中和口上存活着，并在当下的现实生活中扮演着多种角色与功用(见下)。 除书中各章得出的具体结论外，本项研究主要对如下一些问题进行了着力思考： 一、现代口承神话的功能与意义 神话在现代社会中扮演着何种角色、担负着何种功能?神话的讲述对于人们的社会文化生活具有什么意义?对此，我们通过对四个汉民族社区的民族志研究发现：现代口承神话的功能和意义十分复杂多样。首先、那些与信仰语境密切相关、通常在宗教仪式场合中被讲述的神话，依然扮演着信仰的“社会宪章”(sociological charter)[56]的作用。通过对最初起源的追溯，神话阐明着信仰观念和行为存在的理由，确立着信仰的合理性和合法性，神话中叙述的主要角色和事件也成为神灵崇拜和祭祀仪式的基础。 不过，除此而外，现代口承神话还负担着其他多种功能和意义：它们是构成世界观的重要基础;是人们进行社会交流、建构社会生活的有效途径;是教育后代和消闲娱乐的方式;是凝聚群体、建构身份认同的重要力量;还是获取政治资本和商业利益的策略性资源。在不少情形下，现代口承神话的功能和意义可被概括为是“巩固和增强传统，通过追溯更高、更好、更超自然的最初事件，赋予传统更高的价值和威望”， [57]是人们将当下与过去的权威性传统相联接的“传统化”(traditionalization)实践[58]的重要策略。不过，对个体讲述者而言，神话的功能和意义无疑要具体和丰富得多。 本书作者们近年来所进行的田野研究，十分清晰地表明了这一点。例如笔者在对河南省淮阳县人祖庙会上的两次神话表演事件的考察中发现：人们在传承神话的同时，又对它加以了某种程度上的再创造，以为他们今天的社会生活服务(见附录)。两位女性讲述人都是在进行神话的表演，兄妹婚神话对于她们而言，都是她们与外来的研究者及其他一般听众之间进行交流的文化资源，通过神话的讲述和表演，她们不仅是在与民俗学者和听众的交流互动中，展示自己的讲述才能和对传统知识的把握，同时也是以此方式传达自己对于人祖的信仰，对于伦理、科学、人类起源和宇宙特性(例如为什么刮东北风就冷)的认识。因此，讲述神话成为她们表达自我、建构社会关系、达成社会生活的必要途径(图1)。就此而言，应当说，神话的意义并不完全限于其文本内容和形式，它也体现在神话的社会运用中，是功能、形式和内在涵义的有机融合。在重庆地区司鼓村的个案中，讲述神话故事无疑是当地人们表述对大禹的信仰、并以“摆龙门阵”的方式来进行人际交流的主要媒介(第二章)。在陕西安康地区，黄镇山一方面试图通过神话来解读历史，另一方面则努力通过神话的历史化来为当地的民俗旅游寻找依据;陈贵友之所以对现代口承神话感兴趣，一方面是他渴望成为一名优秀的歌手，另一方面则想获得一门谋生的手艺——他经常出入丧葬场合进行神话演述，他的神话演述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在歌场上获胜，另一方面也试图通过对人类始祖的缅怀来教育后人崇宗敬祖;而在柯尊来看来，神话不过是当地民众消磨时光的工具(第三章)。仝云丽的研究则发现：在不同的社会文化语境中，神话的功能和意义也不断地发生着变化。在河南淮阳地区，多种形态的人祖神话及其衍生的故事曾经对民众进行着精神文化上的熏陶、民间道德规范的宣教，规训着人们的日常生活，促进了当时社会和文化秩序的稳定。而近半个多世纪以来，随着各种政治和社会文化语境的变化，神话在民间社会具有的传统道德教化功能逐渐减弱，神圣性渐渐被世俗功利性取代。特别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地方政府对神话的新阐释增添了神话的意义与功能，人祖神话成为地方悠久历史的佐证，被打造成为当地的“文化招牌”，为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做贡献(第五章)。无独有偶，徐芳在山西侯村的个案中发现：女娲神话也成为当地政府和民间精英复兴庙会、发展旅游的重要依凭(第四章)，学者对神话的历史化解释被策略性地用来为侯村女娲庙的重建以及庙会的复兴谋求政治的与社会的合法性。[59]显然，神话的当下传承也在一定程度上打上了深深的“市场经济”的烙印，尤其是在一些地方政府和民间精英眼中，神话的政治性与其文化经济特性裹挟一道，成为表达各种“宣称”、获取各种资本的重要资源和修辞手段。 二、“不断变动着的现实民俗”与“有限度的语境” 语境对于神话的传承与变迁到底有多大影响?在口头艺术的诸文类中，神话往往被认为尤其具有神圣性、因而更具有稳定的特性。[60]因此长期以来，对神话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对于神话的文本分析，神话被视为自足的、超有机体的文化事象。这一研究取向在近半个多世纪以来受到了集中的质疑和批评，对于语境中的文本化(textualization)过程的关注成为世界民俗学领域的主导视角之一。我们对于现代口承神话的研究则发现：一方面，神话文本的形成与变迁、尤其是神话的讲述场合与传承方式、讲述者与听众的构成与规模、神话的功能与意义等因素的确受到语境的较大影响。例如，笔者在对淮阳县人祖庙会上的两次神话表演事件进行的考察中，发现口承神话文本并不是一个自足的、超有机体的文化事象和封闭的形式体系(formal system)，它形成于讲述人把自己掌握的有关传统文化知识在具体交流实践中加以讲述和表演的过程中，而这一过程往往受到诸多复杂因素的影响，因而塑造了不同的、各具特点的现代口承神话文本。两次神话表演事件都是动态的、有许多复杂因素(例如信仰的、伦理道德的、科学的、政治的等等)共同作用的过程。参与表演事件的各种角色之间的现场互动(比如讲述人与研究者之间、讲述人与一般听众之间、第一个讲述人和第二个讲述人之间等等)，也使这些过程充满了交流、互动和协商。这些或明或隐的诸多社会文化因素、表演者和参与者的互动交流等都纵横交织在一起，同时对神话的讲述活动产生影响，从而共同塑造了特定语境下的神话表演行为，并最终塑造了两个“特定的”神话文本(见附录)。张霞也在比较了魏大爷在前后13年中(1988年——2002年)讲述的5则“大禹治水”异文后发现;出色的讲述者对情境往往有着高度的敏感性，他/她可以根据不同的时间、地点、听众、环境等对故事进行用语、内容、结构甚至主题的改动，而每一次讲述都可能使故事原有的母题发生一些变化。讲述者由于情境的变动而对神话进行的改动，导致了大量神话异文的产生(第二章)。徐芳在山西洪洞县侯村的个案研究中发现：20世纪末发生在这里的女娲庙的修复与女娲信仰的恢复事件，在讲述者、讲述情境以及听众等各方面，都促使当地流传的女娲神话改变了以往的“消极”存在状态，重新成为了被积极传承的民间传统的一部分(第四章)。而仝云丽在对淮阳人祖神话的研究中进一步发现：社会、政治、文化语境都从不同层面影响着神话的讲述场合，其中国家力量的干预是讲述场合不断发生变化的主要原因，此外，社会政治语境的变化对于讲述人和听众群体的规模、构成以及神话的传承方式等，都有一定影响(第五章)。 上述情形说明，在一定程度上，神话确可被视为“不断变动着的现实民俗”，[61]它们和人们的现实生活息息相关，并且经常由人们根据自己当下的需要和目的而被重新塑造和改变，处于不断变迁和重建的动态过程之中，换句话说，其内容、形式、功能和意义等往往植根于由文化所限定的各种语境之中。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