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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解： ⑴ 扎巴共录制了26部格萨尔，其中最后录制的一部《巴嘎拉国王》，只录了69盘磁带(69小时)，没有完成，还留下了一个结尾的部分，他就去世了。工作人员估计还有6-8个小时，没有唱完，所以，也有25部半之说。关于扎巴录音的数量，目前说法不一，由于最早录音时，使用的是“中山牌”大录音机及大盘录音带，后来转录成盒式磁带，所以在计算小时数时有差别。有998、963小时之说。据洛桑顿旦计算，已录音的部分，加上扎巴依据手抄本《松巴犏牛宗》又做了补充录音，录音总数应该达一千小时。扎巴说唱由北京民族出版社陆续出版。 ⑵ 最初为《格萨尔》抢救小组，由藏史研究室领导，单真老师负责，1981年，单真被调到学校教务处任副书记，抢救小组就挂靠在教务处，2001年，成立了西藏大学《格萨尔》研究所，工作重心转向出版与研究。2011年， 西藏大学成立藏学研究所，格萨尔研究室成为其下属的一个单位。 ⑶ 夏域·平措次仁 shar-yul pun-tso tse-ring。曾任西藏大学的前身西藏师范学院政史系主任、西藏社会科学院院长等职，研究著作颇多，研究领域涉及西藏历史、文化、宗教、民俗等多领域。主要著述有：《西藏通史》、《西藏近代史略》、《西藏宗教源流》、《西藏历史年表》等。他的童年是在拉萨度过的，当时他的父亲有一点文化，喜爱格萨尔，家里存有一些格萨尔的书，经常拿出来唱，他们的一位老乡是格萨尔艺人，叫阿旺，是夏鲁家的亲戚，也曾来家中说唱，为此，从他7岁开始，就听过格萨尔艺人演唱，对格萨尔的故事比较熟悉。据平措回忆，20世纪50 年代， 在拉萨八角街，到处有艺人说唱格萨尔，所以在这种文化氛围成长的平措对史诗格萨尔并不陌生。 ⑷ 1978年夏秋之际，扎巴艺人从林芝来到拉萨看病，借住在八角街巴朗学的一户人家中。 ⑸ 强俄巴·次央，女，现任西藏大学副校长，主管格萨尔抢救与研究工作。1975年毕业于中央民族学院，毕业后分配到西藏大学的前身，西藏师范学院教务处翻译科工作，1977年成立藏史研究室，1978年被借调到藏史研究室，开始投入抢救扎巴的工作。1979年夏考入中央民族学院古藏文研究班，离开扎巴抢救组。 ⑹ 登真，抢救小组的最早负责人，他1936年出生，拉萨人，曾在中央民族学院学习、任教，1987年调回拉萨，到西藏师范学院任教。1981年调到教务处任副书记。西藏大学成立后，调政史系任总支书记，1987年又回到了格萨尔抢救办公室。其间尽管他的行政职务不断变化，但他始终心系扎巴，并持续主管抢救工作，直至2000年退休。此后，洛桑顿丹任扎巴抢救办公室的主任，负责这一工作。他出生在山南琼结县，小时曾听家乡的艺人旺堆说唱格萨尔，为此，对格萨尔比较熟悉并有着深厚的感情。并一直从事扎巴的抢救与整理工作，至2011年退休。至今仍在从事格萨尔的整理、翻译工作。在抢救小组中，扎西旺堆(1958-2012)是主要成员之一，他是昌都地区芒康盐井人，1978年从西藏师范学院毕业留校在语文系任教，不久被调入扎巴抢救小组，从事录音、笔录及整理工作，直至2012年因病去世。由于他是昌都人，对格萨尔以及扎巴老人说唱的方言非常熟悉，所以，许多部的笔录都由他担任。他的认真敬业精神是抢救扎巴说唱史诗学术质量的根本保证。此外，他就像扎巴老人的亲儿子一样，服侍，直到扎巴离世时亲自肩扛护送至天葬台。扎西旺堆共笔录了《天岭》、《雪山水晶宗》、《象雄珍珠宗》、《木古骡宗》、《汉岭》、《姜岭》、《降魔》、《巴嘎拉国王》、《霍岭大战》(上部已经笔录完成，下部45盘磁带只笔录了12盘)、《大食财宗》等。由于他独特的笔录优势，达到他人无法替代的程度，将全部精力投入其中，虽作出突出贡献，但遗憾的是，2012年他病逝时，因“学术成果”少，54岁的他还只是中级职称。 ⑺ 1980年4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所和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共同主持，在四川峨眉山召开了全国第一次《格萨尔》工作会议。会议由毛星、江平等同志主持，其会议主要宗旨，除强调“抢”字第一，“抢救工作方面，会上强调应向西藏学习”外，主要制定的具体计划是：在3-5年内出齐〈格萨尔〉藏文本和汉文本的规划。此后，1984年2月28日中央宣传部下发文件“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加强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和资料搜集工作的通知”，并批转了同年2月2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报告“关于加强国家重点科研项目《格萨尔》工作的”。该通知成为我国开展全国格萨尔抢救工作的重要指导文件。见《格萨尔集成》一，p73，甘肃民族出版社1990年出版。 ⑻ 扎巴说唱录音顺序：《门岭大战》、《天岭》、《降生史》(包括《征服土地神》、《野兽蹄宗》、《丹玛青稞宗》、《东司朗马宗》等小宗)、《霍其巴山羊宗》、《北地降魔》、《松岭》(没有录音，是根据扎巴老人的意思修改的手抄本)、《姜岭大战》、《索波达宗》、《雪山水晶宗》、《汉岭》(包括《木雅药宗》、《阿塞铠甲宗》)、《象雄珍珠宗》、《木古骡子宗》(在林芝说唱)、《乌斯》、《大食财宗》、《歇日珊瑚宗》、《霍岭》、《巴嘎拉王》等，总计26部。扎巴说唱的18大宗顺序如下：《北地降魔》、《霍岭大战》、《姜岭大战》、《门岭大战》、《大食财宗》、《索波马宗》、《阿扎玛瑙宗》、《歇日珊瑚宗》、《象雄珍珠宗》、《卡且玉宗》、《汉岭》、《松巴犏牛宗》、《乌斯茶宗》、《朱古兵器宗》、《米努绸缎宗》、《木古骡子宗》、《巴嘎拉王》、《地域圆满》。参见李连荣：《格萨尔学刍论》，p160-161，中国藏学出版社2008年出版。 ⑼ 在观看了扎巴的说唱后，德国著名史诗专家瓦尔特· 海希西感慨地说：我到过很多国家作考察，但没有一个国家像你们那样有那么多优秀的演唱史诗的艺人，像扎巴老人那样杰出的演唱家更是绝无仅有，是你们的国宝。他希望中国能抓紧抢救工作，认为这是一项“伟大的事业”。见《格萨尔学集成》三，p1815，甘肃民族出版社1990年出版。 ⑽ 1987年11月3日，全国格萨尔工作领导小组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所主持的“著名格萨尔说唱艺人扎巴逝世一周年纪念会”在北京召开。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阿沛·阿旺晋美在讲话中说：为一名民间艺人举行如此隆重的纪念会，在我的记忆中还是第一次。这是完全应该的。西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丹增说：今天我们在伟大祖国的首都纪念藏族艺人扎巴逝世一周年，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活动。它表明我们藏族、蒙古族、汉族及全国人民对扎巴老人的爱戴，为失去这样一位著名的民间艺术家感到悲痛。扎巴老人逝世了，他留下的遗产是我们整个中华民族最宝贵的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其他领导同志也对扎巴的艺术才能及卓越贡献予以了高度评价。参见《格萨尔学集成》 一，p 405-406。甘肃民族出版社1990年出版。 ⑾ 扎巴老人离世前曾托女儿白玛送给我一个洛廓(铜制吉祥物，上面刻有12生肖)，当时他把洛廓放在两只手中抚摸着说：杨拉(指笔者)是我最喜欢的汉族同志，这个送给她，让她带在身边，无论走到那里都保佑她平安无事。见拙作《民间诗神-格萨尔艺人研究》，第154-155页，中国藏学出版社1995年出版。 ⑿ 共八位格萨尔艺人被请进学术单位进行录音抢救，他们是：西藏丁青县艺人桑珠(1922-2011)，后在墨竹工卡县定居)被请到西藏社会科学院进行录音，共录制了2114小时，目前桑珠说唱本(共45部)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所与西藏社会科学院共同主持、由西藏社会科学院具体实施的出版工作已接近尾声，桑珠艺人本是迄今我国由藏族艺人说唱的格萨尔最全面、最精彩的版本;西藏那曲索县的玉梅(女，1957-)被请进西藏社会科学院作为正式工作人员，进行录音，现已退休;西藏那曲的年轻艺人申扎县的次仁占堆(1969-)、那曲县的巴嘎(1970-)被请进那曲地区群艺馆作为正式工作人员录音说唱;青海唐古拉艺人才让旺堆(1930-)被请进青海文联格萨尔研究所作为正式工作人员进行录音抢救;青海果洛甘德县艺人格日尖参(1967-)被请到青海果洛州群艺馆作为正式工作人员书写格萨尔;青海玉树州杂多县艺人达哇扎巴(1979-)被请进青海玉树州群艺馆作为正式工作人员进行抢救。 ⒀ 见尹虎彬《口传文学研究的十个误区》，载《民族艺术》2005年第4期。 ⒁ 参见朝戈金《从荷马到冉皮勒：反思国际史诗学术的范式转换》，载《中国史诗学读本》第36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出版。 ⒂ 参见巴莫曲布莫论文《叙事语境与叙事场域》，载《文学评论》2004年第1期。 ⒃ 参见1984年2月28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加强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和资料搜集工作的通知”，载《格萨尔学集成》第一卷，73页。 ⒄ 参见朝戈金的《中国史诗学读本》，第378页。 ⒅ 出处同⒄。关于“格式化”一词是由巴莫曲布莫首次提出的，她在《民间叙事传统‘格式化’之批评》(载《民族艺术》2003年第4期、2004年第1、2期。)一文中指出：“格式化”问题的提出，是用一个明晰的办法来说明一种文本的“生产过程”，即以简练的表述公式将以往文本制作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抽绎出来，以期大家一同讨论过去民间叙事传统文本化过程中的主要弊端，从学术史的清理中汲取一些前人的经验和教训，同时思考我们这代学人应持有怎样的一种客观、公允的评价尺度，有助于使问题本身上升到民间文艺学史的批评范畴中来进行反观和对话。 ⒆ 出处同⒂。 本文发表在《诗学之约--2013全国<格萨尔>学术研讨会达日论坛学术集萃》青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