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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神会聚戏 神会又称迎神赛会或迎神赛社，为乡民祭祀土神之仪，原有常期，多在社日。“立春后五戊为春社，立秋后五戊为秋社。”(卷七《评二社》)[6]社日与土地崇拜和农业生产关系密切，是古人的重要节日。社日演戏是乡村普遍流行的习俗。清刘曾@②《梦园公牍文集》卷四说：“乡社春秋祈报，演剧酬神，乃古人琴瑟迓田祖之遗意。”清《抚豫宣化录·告示》卷四载：“小民每于秋收无事之时，以及春三二月，共为神会，挨户敛钱，或扎搭高台演唱罗戏，或装扮故事鼓乐迎神。”(卷四“严禁迎神赛会以正风俗事”条)[7](P.254)鲁迅先生有《社戏》一文，生动描述晚清之世绍兴乡间社日聚众演戏的情形。除社日之外，乡村中还有各种各样的敬神祈福活动，诸如名目繁多的神诞、庙会、求雨、禳灾等。演戏是这类“淫祀”的重要内容。南宋陈淳就写有专文反对“淫祀”和“淫戏”。清代毛祥麟《墨余录》卷十二《灯市》载：“我邑岁于三月二十三日为天后诞辰……百里外舟楫咸集，浦滩上下，泊舟万计。名班演剧，百技杂陈，笙歌之声，昼夜不歇。”《培远堂偶存稿·文檄》卷四十五载：“江南媚神信鬼，锢蔽甚深，每称神诞，灯彩演剧……今日某神出游，明日某庙胜会，男女奔赴，数十百里之内，人人若狂。”遇干旱、水灾、虫害或瘟疫流行，也常常演戏敬神，禳灾祈福。清王端履《重论文斋笔录》引《谔崖脞说》曰：“江南风俗，信巫觋，尚祷祀。至禳蝗之法，惟设倩优伶搬演《目连救母》传奇，列纸马斋供赛之。”因此，古人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乡间演戏，皆为酬神邀福起见”；“演戏敬神，为世俗之通例。”[1](P.309)演戏的主要目的在于娱人，但有娱神的信仰背景，依托于宗教节日，必然会吸引更多的人。 第四， 农闲聚戏 如前所言，我国封建社会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绝大多数，戏曲文化只有在广大农村得到广泛而长久的传播，才可以说是获得了成功。而要做到这一点，除了戏曲的内容和形式要切合农民观众的口味之外，在选择演出时机时，必须顾及农时，寻找适合自己国情的演出闹季。 春播夏锄，秋收冬藏，是我国封建社会生产民俗的重要特点。戏曲演出只有适应这一特点，避忙就闲，才有可能较多地吸附观众，从而获得比较理想的传播效果。因为只有在一年的农事完毕之后，新的一年春耕生产尚未开始之前，农民才会有较多的空闲和比较宁静的心境去看戏；也只有秋禾登场之后，所得甚少的农户才有可能拿出较多的钱粮，供聚戏之靡费。另外，封建社会从上到下都很迷信，以为农事丰歉，人畜休咎，均有赖鬼神之力。因此，春播之前要许愿祈福，秋收之后要还愿酬神。这样一来，年末至岁首这一段较长时间的农闲聚众演戏，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须的了。因为它不仅是辛苦了一年之后的短暂松驰，不仅是娱乐的需要，而且是酬神祈福，向神灵致意——亦即信仰的需要。正因为农闲聚戏的游艺民俗和生产民俗、信仰民俗交相融汇，实现了圆满的统一，因此，农闲聚戏的古老传统能代代相传，得以保持。南宋陈淳《上傅寺丞论淫戏》一文在论及我国南方农村无法扼制的南戏演出活动时说：“常秋收之后，优人互凑诸乡保作淫戏，号‘乞冬’，群不逞少年，遂结集浮浪无图数十辈，共相唱率，号曰‘戏头’，逐家裒敛钱物，豢优人作戏，或弄傀儡，筑棚于居民丛萃之地，四通八达之郊，以广会观者，至市廛近地四门之外，亦争为之不顾忌。今秋自七八月以来，乡下诸村，正当其时，此风在在滋炽。其名若曰戏乐，其实所关利害甚大。”[8]苏东坡也曾指出，“岁终聚戏”渊源有自，远古时代的蜡祭是其最早的源头：“八蜡，三代之戏礼也。岁终聚戏，此人情之所不免也，因附以礼义。亦曰：‘不徒戏而已矣，祭必有尸，无尸曰奠，始死之奠与释奠是也。’今蜡谓之祭，盖有尸也。猫虎之尸，谁当为之?置鹿与女，谁当为之?非倡优而谁!葛带榛杖，以丧老物，黄冠草笠，以尊野服，皆戏之道也。子贡观蜡而不悦，孔子譬之曰：‘一弛一张，文武之道’，盖为是也。”[9](P.26)清代和近代，我国各地仍流行农闲聚戏之俗。清代江苏有一则政府告示说，江苏乡民，“每至春时，出头敛财，排门科派，于田间空旷之地，高搭戏台，哄动远近男妇，群聚往观，举国若狂。”[1](P.99)总之，岁末年初既是农闲季节，也是戏曲演出的旺季，这在广大农村表现得尤其突出。 三、 节日民俗环境与戏曲文化的传播 节日是活动着的民俗博物馆。每个节日都有民俗意味很浓的活动内容，从空间上看，这些活动是广大区域的广大民众在同一时间内的共同行为，构成的是节日民俗环境或节日氛围；从时间上看，它是代代传承的行为方式，构成的是传统习惯。环境和习惯对人的行为选择有着巨大的约束力。譬如，除夕和大年初一燃放鞭炮，是自古相传的习俗。据说，此俗源于两千多年前的“庭燎”。古人以竹竿为火炬，竹腔受热爆烈，发出巨大的声响，借以驱鬼避邪。三国时，我国开始以火药制成“爆仗”，其效果远胜于以火燎竹，且使用方便。从此，除旧迎新都燃放“爆仗”。后来，又制造出鞭炮(亦称编炮、花炮)，燃放更加便利，效果也更好，以致逢喜庆之事或重要的场合均燃放鞭炮，成为一种普遍流行的习俗。然而，此俗弊多利少：既浪费钱财，又污染环境，还引起火灾，甚至伤害性命。我国因制造、燃放鞭炮所造成的损失，实在大得惊人。为此，近年来，许多大城市以罚款等方式明令禁止在市区人口密集地段燃放鞭炮，但却有禁无止。就大多数人来说，今天作出这一行为选择，既不是由于相信鞭炮声可以驱鬼避邪的迷信，也不是因为鞭炮的声响美妙动听，而是节日民俗环境，或曰传统习惯使然。就像正月十五吃汤圆，五月端午吃粽子一样，既不是因为汤圆、粽子的味道特别好，营养价值特别高；也不是因为人们在那一天突然萌发了要吃汤圆、粽子的“瘾”，而是千百年来的习惯使然，习惯的力量是无比巨大的。晚清学者黄遵宪《日本国志·礼俗志》说：“风俗之端，始于至微，搏之而无物，察之而无形，听之而无声；然一二人唱之，千百人和之，人与人相接，人与人相续，又踵而行之，及其既成，虽其极陋甚弊者，举国之人习以为常；上智所不能察，大力所不能挽，严刑峻法所不能变。夫事有是有非，有美有恶，旁观者或一览而知之，而彼国称之为礼，沿之为俗，乃至举国之人，辗转沈锢于其中，而莫能少越，则习之囿人也大矣。”风俗习惯的“囿人”之力对于文化的传播和积累富有重要意义，它能通过行为传承这条纽带，把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继承下来，保存和发扬民族文化，养成迥异于他人的民族性格。越是传承时间长，影响面大的风俗就越能展示一个民族的精神面貌和性格特征。 风俗习惯“囿人”的力量对戏曲文化的传播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节日是一个民族的风俗习惯得到集中表现的时刻。节日民俗构成一种独特的民俗环境，有力地控制着千百万人的行为选择，使民族文化得以广泛而长久地传播。戏曲文化的广泛传播得力于节日者甚多。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