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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调查情况来看，傈僳族口头传统传承主要集中在基督教势力较弱的地区，而基督教盛行地区口头传统呈现出危机，乃至消失状况。我们得知云南大学民族调查基地建在福贡县鹿马登乡赤恒底村，经基地负责人介绍前往该村。赤恒底村寨地处怒江大峡谷福贡县中部高黎贡山山麓之中，东傍怒江，西与缅甸相接，距离福贡县城8公里，距离鹿马登乡乡政府4公里。村中居住着傈僳族、白族三个民族，总人口1687人，其中以傈僳族为主，占全村人口的90%以上。村民大都受教育程度不高，信仰基督教的教民人数达到91%，仍还是一个集边疆、山区、民族、贫困为一体的民族村寨。第一天，我们向村长说明了想调查傈僳族口头传统的来意，村长呈现出为难神色，说村里主要以基督教唱诗班特色为主，外来的记者都是冲这而来的，原来的老调(民歌)已经没有人唱了。在我们的再三请求下，他推荐了一个还能演唱傈僳民歌“优叶调”的传承人，现年61岁，自小受家庭熏陶而习得傈僳族口头传统。他说自从信了基督教后，很少唱这些老调了。“既然入教了就得一心一意地相信主，听从主的话，不能说一套做一套。何况村里有人会说道的。”可能看在我们远道而来，加上村长出面的情份上，他还是同意为我们唱几首“优叶调”。总共唱了四五首短小民歌，每首都不到三分钟，其后还为演奏了几首四弦琴、口弦、竖笛，整个表演过程不到一个小时就匆匆结束，感觉他心里还是有些顾虑。在村中还遇到一个中年醉汉，主动邀请我们到他家去，我们问他会不会唱民歌，他说生下来就会!果然一坐下来就信口唱了起来。旁边邻居暗示说他是个酒鬼，说胡话，我们就没有深入调查下去。从中感受到信徒与非信徒之间存在着一堵无形的文化鸿沟，基督教对傈僳族的影响已经远远超越了宗教意识形态，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族群文化的撕裂，在基督教统摄的地区，原来的传统文化成为负面因素而受到广泛压制、批判，由此导致口头传统文化在内的传统文化急剧萎缩。 在福贡县上帕镇施底村，怒江边的下村是移民搬迁新村，新建了一个能容纳千人的教堂。笔者参加了8月26日早上的礼拜仪式，仪式结束后，几个村民的言语中对老村信徒没有新村多有些自豪。老村在半山腰，开车都需要40多分钟。老村有70多户人家，近300人，以傈僳族为主，有部分白族分支勒墨人。老村的基督教信仰是改革开放后才开始的，去年村里集资出了一盘“信教三十年”的光碟。比起赤恒底村近百年的信仰史，施底村属于过渡形态，所以基督教文化与传统文化仍属于博弈过程中，村里还是有不少不信教的群众。那天给我们演述民歌的有个歌手说：“已经七十多了，就抽烟、喝酒这点爱好，如果这点都不准了，那活着没多大意思了。反正老祖宗这样过来的，我们何尝不可以呢?连老祖宗的歌曲不准唱了，没有这样的道理!只要不发酒疯，不吸毒，就不算犯法嘛!”傈僳族口头传统与传统的婚丧嫁娶、逢年过节的民俗活动密切相关，而烟、酒作为民俗活动的消费品，也是重要的口头演述的媒介，众人围火而聚，相互唱和，团旋歌舞，通宵达旦，构成了完整的传统文化生态。一旦禁止了传统烟酒消费习俗，传统祭祀仪式，传统文化生态也就意味着窒息而死。施底村的基督教传播才有三十年时间，但大有后来居上之势。当调查组提出到农户家进行访谈时，村长温婉地说明了不便的理由：因为村中信徒与非信徒杂居，公开演唱民歌经常受到两派的争论，由此隐伏了不安定因素。最后由村长出面把六个歌手请到村公所里，调查才得以顺利进行。村公所是政府所在地，保护传承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也是其职责之一，客观上成为口头传统的庇佑所。一般来讲，村委会书记与村长多由共产党员提任，而党章规定不准信仰宗教，这在客观上为非信教群众的口头传统传承提供了制度保障。但近年来，由于信教群众增多，由教徒选举的村长出现了非党员的人士，或者是党员村长的威望比不上村里教会组织者的情况，这些情况都深刻影响着村落社区的文化走势。 从赤恒底村到施底村的民歌演唱都有一个特点，除了情歌演唱时间稍长些外，其它民歌基本上为短章小制，不到几分钟就戛然而止。问及情由，告知因年代久远，好多都已经遗忘，尤其是长篇叙事民歌更为突出。这主要与基督教渗透进来后，传统民俗活动逐渐减少，口头传统演述机会也由此骤减，导致了民歌生态的恶化。另外一个特点是这些短篇民歌中大多是以歌颂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农村新面貌为主，也有不少是把以前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北京有个金太阳》、《在北京的金山上》等红歌用傈僳语演唱，说明以前的政治运动期间的红歌已经再造为傈僳族新民歌，与基督教赞美诗一样构成了傈僳文化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 2012年8月25日、28日，调查组分别在泸水县的干本村委会的娃底村、打底村调查，与之前的情况相比，这两个村的傈僳族口头传统得到了较为完整的保存。这两个小山村皆居住于山高坡陡的悬崖峭壁间，尤其是到打底村的公路，从800米的江底盘旋一个多小时才能抵达2000多米高的山腰间，没有一定胆量的司机根本不敢把车开上去。这两个村中有两个傈僳民歌传承人，一个是83岁的国家级传承人王利，一个是43岁的省级传承人王秀红。在娃底村，王秀红约了村里男女歌手四名，唱了整整一下午，他们一边喝着自家酿造的包谷酒，一边声情并茂地唱着传统的“摆时”，唱到动情处，王秀红潸然泪下，令人唏嘘。而在打底村，年届八十余岁的王利老人与四个歌手一同演述傈僳族创世史诗——《创世纪》，从天地起源一直演述到人类繁衍生息，开太平盛世;唱腔铿锵有力，悲壮感人，一人领唱，众人和之，从夕阳西下一直演述到群星璀璨的深夜。演唱时旁边有不少村民在托腮凝听，轻声相和，与场内演述行为构成了一个生动、有机统一的表演场域。这两个村也有基督教信徒，因处于传教初始阶段，仍未形成规模化，传统文化生态仍占据了主导地位，从而给口头传统提供了丰厚的文化空间。但情况也不容乐观，与全国各地一样，经历了多次政治运动的摧残以及当下市场经济的冲击，传统文化难以独善其身，断层危机趋于加重。打底村州级傈僳民歌传承人关四益拜王利为师，熟练掌握了傈僳民歌，而他自己的八个子女没有一个愿意学习民歌。家中只剩下一个20出头的老幺，其余七人都在沿海地区打工。老七在浙江台州打工，与一同打工的傈僳姑娘结婚生子，与子女一同在台州生活。调查时他刚好回来探亲，问及以后长远打算时，他说不想再回来了，以后要为子女着想，在台州拼打下立足之本，自己苦一点也值得，比窝在这大山沟里出息多了。两个村的歌手情况看确实不容乐观，基本上都是中年或老年为主，且中年人掌握民歌程度明显不抵老年人。譬如鲁掌镇的61岁的李学华也是国家级传承人，他唱摆时调的情歌时自由发挥，创编能力很高，但要求演唱传统的木刮调时，他说只有几个老人才会唱了。他一直想到古登乡的王利老人家处拜师学习，但还没有付诸行动。国家级傈僳民歌传承人尚且如此，一般歌手情况可想而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