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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唐代文人的游、“说”与传奇小说的产生 作为基本的沟通方式以及娱乐手段，“说”“小说”“说话”在汉朝宫廷生活以及魏晋南北朝贵族府邸文人之间非常流行，自然也流传到了唐代，并出现了一些新变。今天看来，唐传奇小说虽然都是文本形式的文言小说，不过从其产生过程来看，它恰恰继承了先唐“说”这个传统。 首先，广泛的人员流动。 交通，包括人员的移动、物资的流通与信息的传播，是人类社会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必备条件，交通发展状况与社会的发展状况互为条件。唐代的交通相当发达，管理相当规范，设施也很齐全(16)，除了经济往来、军队调动以及中外交通之外，科举制度以及官员考课制度的实行使得士人流动非常频繁，求学、交友、干谒、投考和升迁、调职、贬谪、更换幕府以及与之相伴随的旅游等原因，造成了唐代人口流动性大增(17)，唐代交通行旅中的绝大多数是文人士子。唐代文人士子活动的范围、交往的广度远远超过前代，在这南北大融合中，南来北往的人们相会在客舍舟航的旅途，信息的交换和传播大大加强。根据学者统计，有唐300年科举考试平均每年进士录取者不过20人左右，但所造成的应考者、准备应考者以及与之相关的流动人员数量很大。贞元十九年，韩愈《论今年权停举选状》说当年长安人口百万，而应考者多达“五七千人”。傅璇琮说：“在正常年份，每年到长安应试的，二三千人是会有的。”[9]长期的社会稳定，良好的经济条件，道路的畅通，运河的开通，使得交通与外出非常方便。杜甫《忆昔》诗云：“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漫游”是当时非常流行的风气，李白漫游终生就是一个显例。被认为是最早传奇作品的《古镜记》，所记载的就是古镜跟随不同的主人如王度、王绩漫游，才得以一一展示其神秘力量。 其次，聚谈的生动展开。 旅途之中，除了像前代文人于家院公廨之中饮酒赋诗之外，他们聚集在一起“昼晏夜话，各征其异说”(18)，以自娱自乐。根据《刘宾客嘉话录·序》自述，该书就是刘禹锡担任夔州刺史时公务之余与“丈人剧谈卿相新语，异常梦语，若谐谑卜祝，童谣佳句，即席听之，退而默记”之文字记录。唐传奇一般会按照史书的写作规范和模式交代其故事来源，从中恰恰可以看到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作品的产生背景和性质。这方面例子不胜枚举： 前进士王洙，字学源，其先琅琊人，元和十三年春擢第。尝居邹鲁间名山习业。洙自云，前四年时，因随籍入贡，暮次荥阳逆旅。值彭城客秀才成自虚者，以家事不得就举，言旋故里，遇洙，因话辛勤往复之意。(王洙《东阳夜怪录》)(19) 建中二年，(沈)既济自左拾遗与金吴将军裴冀、京兆少尹孙成、户部郎中崔需、右拾遗陆淳，皆适居东南，自秦徂吴，水陆同道，时前拾遗朱放因旅游而随焉，浮颍涉淮，方舟沿流，昼宴夜话，各征其异说。众君子闻任氏之事，共深叹骇，因请既济传之，以志异云。(沈既济《任氏传》) 元和六年夏五月，江淮从事李公佐使至京，回次汉南，与渤海高钺、天水赵赞、河南宇文鼎会于传舍，宵话征异，各尽见闻。钺具道其事，公佐为之传。(李公佐《庐江冯媪传》) 唐贞元丁丑岁，陇西李公佐泛潇湘苍梧，偶遇征南从事弘农杨衡，泊舟古岸，淹留佛寺，江空月浮，征异话奇……环炉会语终夕焉。(李公佐《古岳渎经》) 五月十八日，陇西公与客期，宴于东池便馆。既坐，陇西公曰：“余少从邢凤游，得记其异，请语之。”(沈亚之《异梦录》) 此类现象前代学者和时贤已经指出，不必尽数列举。上述材料都表明“说”的环境是在旅途，是真正的“道听途说”。而从诗歌文献来看，唐代文人之间的交游相当频繁，沟通相当顺畅，文学经验、文学思潮的流传、普及很快，大量赠答诗以及集会诗集还保存至今(20);场所既可以是旅途驿传，当然只要能够聚会的地方亦可，比如家居与官署。在这样的环境之中，可以运用诗歌彼此唱和，自然也可以转述传奇故事，事实正是如此。例如： 贞元岁九月，执事李公垂宿于靖安里第，语及于是，公垂卓然称异，遂为“莺莺歌”以传之。(元稹《莺莺传》) 元和元年冬十二月，太原白乐天自校书郎尉于周至，鸿与琅琊王质夫家于是邑，暇日相携游仙游寺，话及此事，相与感叹……歌既成，使鸿传焉。(陈鸿《长恨歌传》) 由于人们相会在异地他乡，寂寞无聊的旅途是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此时大家可以卸下伪装，谈论一些轻松有趣的话题，讲述即兴编造的新奇古怪故事博得一笑，以打发漫长的等待时间，这在唐代传奇小说故事中也有直接的反映。 《宣室志》卷八陈岩条载刘氏娶妻为猿所变，就是纯粹的述奇遣兴之作。猿妇衣白姓侯，安岩饵粟，无不暗合猿猴性状，猿妇托身陈岩与“安岩壑之隐”相应，说明陈岩亦是乌有之人。《东阳夜怪录》中八个精怪的名号、职衔、服饰外貌、性情、自述家门、吟诗都极寓暗示性，从这些暗示隐喻笔墨与其原形——骆驼、乌驴、老鸡、驳猫、牛、犬、二刺猬的巧妙暗合中，透视作者的睿智和幽默，听起来兴味盎然。《古岳渎经》写一个形若猿猴的怪兽，没有什么情节，但是通过对无支祁诡异形象的生动刻画，表现了人类征服自然的伟大气魄，后世认为此文不过出于文人的游戏之作，胡应麟评述道：“案此文出唐小说，盖即六朝人踵《山海经》体而膺作者，或唐文士滑稽玩世之文命名岳渎，可见以其说颇诡异，故后世或喜道之，宋太史景濂亦稍隐括集中，总之以文为戏耳。”(《少室山房笔丛·四部正伪》)更有趣的是韩愈的《轩辕弥明传》，鲜明地体现了他的“以文为戏”的思想，故事本身便显示出旅途说话逗趣的特征：愈与友人宿时，有老道人形貌奇异，自言为轩辕弥明，请求留宿，饮酒间众人以其不能咏诗便联句咏炉中石鼎，以相难诘，不想其人口出妙句，众人无不惊叹，其人又别拟题，皆令众人倾倒。李剑国《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以为系讽刺时下浅俗诗人，如实反映了文人聚会联句作诗、互相驳难的情况，反映了古代读书人以文字娱乐互相调笑的风习。 有学者认为，中唐“元稹、白行简、陈鸿、白居易、李绅等后来文名藉藉、声望煊赫的青年文人互相配合，为同一题材创作相辅而行的传奇和叙事歌行，在实际上一度形成了一个特殊的文学团体”[10]，相当于“文艺‘沙龙’”[11]。唐传奇小说大多产生于文人士子在驿馆官舍“征奇话异”，是流传于他们之间的一种自娱自乐的文艺形式。而“昼晏夜话，各征其异说”之“说”“话”，正透露出传奇的创作与传播实际上继承了此前文人之间的“说话”暨“小说”传统。尽管唐传奇小说只流行于上层社会文人中间而非民间，而且其写定所采用的文字形式是文言而非民间口语，但毫无疑问它们源于文人之间的“自说自话”、自娱自乐。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