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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结语：礼和俗平行而交织的互动 从曹娥形象及其信仰的历史过程来看，虽然可以诠释“水神”和“孝女”两种形象互动的过程，但更可以说明这两种形象互动的形式：两者是一种平行而交织的互动。 在官方，主要表现为作为历史人物的孝女存在，即使在今天，复兴的曹娥庙会及其重构的地方孝文化，其前提还是如此;在民间，主要表现为作为信仰对象的水神存在，虽然因为水路交通变革失去了水神发挥功能的环境，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全方位神格的地方神出现。因为民间信仰产生于民众实际的生存需求，当自然环境发生变化、社会人文发生变革，虽然作为信仰对象的神格内涵出现置换，但民众的信仰源泉或者说信仰力量始终来自于当下的实际生存需求。由此可以这样来理解，即使发生信仰内涵的置换，民众仍然根据自己的选择延续着传统的信仰文化。其实，我们没有必要过于从意识形态的层面或者从文化保护的层面进行夸大诠释。 就像曹娥信仰那样，在中国的很多民间信仰中，都并存着民间与官方的不同话语，但却能大体上相安无事、长期共存，这是中国文化中一种很独特的现象，其实简单地说只是民众的生存之道，互动的结果大凡是求得平衡。但围绕着同一个对象，官方和民间各自进展的路径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并不是上下的关系，而是互有交集的两条平行线，互相达成一种平衡，也就说，民间并不一定是置于官方之下的。 对于历史时期神灵形象的社会层面多样性和历史变化的差异性，作为经典探讨的有华琛[8]和杜赞奇的研究。华琛以妈祖信仰为例展开研究，其中一个主要论点是：“像其他中国神灵一样，天后对不同的人代表了不同的内涵”。[9]正如韦思谛所指出的那样:“沃森的论文强调的是神多层面的、在历史上形成的形象”。[10]如果以此观点来看待曹娥信仰的话，亦不失为类似的一个典型案例，官方和民间各取所需。经过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在民间社会，对于曹娥的信仰内涵以及形象定位，当然也是不断地受到来自主流文化以及社会变革的影响。虽然曹娥的孝女形象一开始有可能是民间自己的选择，但发展到后来甚至直到今天，没有主流文化的推动是不可能弘扬的;而曹娥的水神信仰似乎隐身于孝女形象的背后，但在历史时期也得到了朝廷的助推。但是，今天要讨论的“礼俗互动”的话题，将为我们开启另一种维度，也就是说礼和俗(国家和民间、孝女和水神)互动形态可能并非只是表现为上下互动关系，也可能表现为平行交织的关系。 杜赞奇(Prasenjit Duara)的“刻划标志:中国战神关帝的神话”一文，可说是与沃森论文的直接对话，他在提出“假如一个神话表现出完全不连续的内涵，假如其标志被特定的群体为他们自己的特定目的而追求时，它怎能继续在如此广泛的文化范围内给予其合法性”这个质疑的基础上，通过对关帝神话和形象随着时间改变而发生刻划标志过程的分析，认为“在这个过程中，尚存的看法不会完全被抹去”[11]，新的解释并没有完全消除旧的解释，而是被“写上去 (written over) ”的，其多重内涵仍然保持不变。[12]这个观点也可以支持曹娥形象在历史时期为什么双重形象可以长期并存的现象，因为两者各取所需，并不表现为彼此消长的关系。曹娥信仰的例子可能不一定表现为“写上去 (written over) ”，是根据时空时而“孝女”为要时而“水神”为主，但官方的孝行教化以规范德行与民间的信仰祭祀以祈福免灾，都互为影响互为补充，共同发挥着维持社会稳定的作用。 注释： [1] 有关曹娥故事，除著名的曹娥碑(最早的为东汉元嘉元年即公元151年，现存的系宋代元祐八年即公元1093年)之外，在历史文献中多有记述，如：《古文苑》、《水经注》、《异苑》、《后汉书 烈女传》、《上虞县志校续·度尚传》、《会稽典录》等，情节稍有不同。有些资料认为其父曹盱身为巫祝，也有些资料认为并不是祭伍子胥，而可能是祭江神、婆娑神、波神等。 [2] 绍兴市地方志编撰委员会：《绍兴市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922-2923页。 [3] 参考江玉祥：《元刊〈二十四孝〉之蠡测》，《中华孝道文化》，巴蜀书社，2001年。 [4] 陈志勤：《第二章水害、治水と水神信仰》，《中国江南地域における水の民俗誌--紹興の「水郷民俗」を中心として》，名古屋大学博士论文，2006年，第47-67页。 [5] 陈志勤：《自然災害への心意的対応--中国浙江省紹興の水害をめぐる伝承から》，神奈川大学比較民俗研究会：《比較民俗研究》(第21号)，2007年，第71页。 [6] 参考贺学君的《龙船节：从信仰到符号》(宝山罗店：http://www.jinluodian.gov.cn/140/111/135/200849135797.html)。 [7] 潮汕女神：http://baike.baidu.com/view/9857943.htm。 [8] “华琛”，即：詹姆斯·沃森(James L.Watson)。 [9] [美]詹姆斯·沃森：《神的标准化:在中国南方沿海地区对崇拜天后的鼓励(960-1960年)》，[美]韦思谛编：《中国大众宗教》，陈仲丹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65页。 [10] [美]韦思谛：《序言》，韦思谛编：《中国大众宗教》，陈仲丹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5页。 [11] [美]杜赞奇：《刻划标志:中国战神关帝的神话》，[美]韦思谛编：《中国大众宗教》，陈仲丹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95页。 [12] [美]杜赞奇：《刻划标志:中国战神关帝的神话》，[美]韦思谛编：《中国大众宗教》，陈仲丹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95页。 （本文刊于《民俗研究》2016年第6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