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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民族主义理论与中国语境 如前所述，作为帝国语言遗产的官话系统以及中文本身的语言特质两个因素，直接影响了中国的语言民族主义，使其呈现出了特异的风貌。与此结构类似，被这种语言所代表的"中华民族"范畴本身，其面相也与西方式样的"民族"颇为不同。"中华民族"由国家内部不同的多个民族组合而成，将这些多元群体统合为一体的，并非单一纯粹的族群起源，而是多民族在长时期内共同参与同一政治共同体的历史过程。因此，在中国语境中，无论是"国语"还是"民族"范畴，其内部均存在一个复合结构；在普通话或者中华民族概念支撑包裹的骨架下面，不同民族、地方方言等多元性因素实际得到了认可与包容。这是在特殊的历史社会条件下，产生的特殊的语言民族主义与民族建构结果。 19世纪以降，民族主义作为现代政治、国家成立的基本原则，逐渐在全世界范围内普及开，时至今日，世界俨然已经成为一个"民族"的世界。然而与此同时，民族内部对少数族群的压抑、强制同化，民族之间的冲突流血，也成为了近两个世纪以来屡见不鲜的场面。在以安德森、盖尔纳、霍布斯鲍姆等理论家为代表的当代西方民族主义理论中，检讨反思由民族范畴、民族主义带来的对多样性的压抑，甚至强制同化造成的问题，就构成了一个关键性的问题意识。安德森等人之视民族为一晚近的建构产物，正是为了说明，民族并非一个自然自在的范畴，民族提供的一整套原则也并非天然合理。由此建构论式的民族主义理论出发，近二、三十年来对于民族问题的探讨多集中于解构已建立成型的"民族"，力图揭示出其背后对多元、多样性的压抑过程，来开放历史的其他可能性。柄谷行人教授在谈到日本国语问题的时候，正是以这样的问题意识作为基本关照；此一视角也影响到了村田先生对于中国问题的解读和思考。不过，就我个人而言，"民族"范畴的建构性与压抑性当然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话题，但是与此同时，更引起我兴趣的却是，无论是在国音、普通话代表的语言问题上，还是中华民族范畴代表的民族本身内涵上，中国都在同质性的框架之下，某种程度上呈现出了包容、保护内部多样性积极的因素。面对这样的现实，如果我们一味仅仅注目于建构与压抑的问题上，是不是过于顺应西方理论的思考理路，而放过了由中国语境可能展开的理论可能性? 在这里，我希望通过重新将中国民族主义中存在的"统合认同"与"为现代化准备同质人群"两个向度，与西方经典民族主义中的类似结构进行比对，来尝试思考和回应这一问题。如前所述，在中国语境中，"统合认同"与"为现代化准备同质人群"这两个民族主义制度内部的向度被区分开来，并通过语言问题中关于京音、国音的讨论发生了冲突辩驳。与中国恰成对照，在西方民族主义历史中，认同、同质化人群、现代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等因素却完全纠缠在一起，不可做截然的区分。不过，在这一个各种因素互相缠绕、互为因果的过程里，同质化因素起到的贯穿作用依然是清晰可见的。同质化构成了西方民族概念当中的一个核心要素，是民族辨认自身的基本出发点；同时，同质化也是民族主义时代政治认同的基础：民族/国家认同的核心，在于确认"我们"同样归属于同一个共同体；由此，代表此共同体的国家机构才是合理合法的。同质化的概念贯穿了民族范畴以及依此获得合法性的现代国家制度，由此我们也不难理解，在面对必然呈现出无数多样性与多种层次的现实社会时，为什么民族国家要劳心费神的进行各种同化手段，有时甚至不惜采用暴力：对同质化程度的质疑会直接导致对民族性的质疑，进而威胁到整个国家的存在根基。 与西方民族主义的情况相对比，中国语境中"统合认同"与"为现代化准备同质人群"两个方向构成清晰区别、甚至在某些情况下两相对立的事实，实际反映了同质化并未在此结构中成为贯穿性的因素。在中国语境中，同质化因素更多是出现在促进现代化工业社会出现的层面上，而在国家政治的层面，统合认同的出发点不在于确认群体内部的同质性、单一性，而是要把复合帝国体制之下的多民族广阔疆域以最大可能限度的统合到新的意识形态框架下来。在这里，作为现代国家合法性前提的"民族"原则虽然被接受，但实际的处理中，前现代的政治共同体、以及对此共同体的认同，依然发挥着主导性的力量。由此，才锻造了中国民族主义的特殊面相。 在当代西方民族主义理论的论述里，国家与民族主义的结合是导致强迫同质化、压抑多样性的一个重要原因。霍布斯鲍姆指民族主义时代的国家如果不进行内部的同化，就有面临少数群体举起民族大旗反抗之虞，因而同质化操作机制就成为了必要[23]。安德森更直接分疏了群众性民族主义与官方民族主义，认为官方民族主义是积极性的群众性民族主义的反动，其出现是已经存在的国家为了保证自己屹立于民族主义洪流之中不倒而为自己披上的外皮；并以俄罗斯、泰国等国家历史为例，说明由于前现代国家并不存在单一民族样式，这种官方民族主义又会导致国家启动强制同化的机制[24]。不过，我在这里希望指出的是，这些国家采取强迫同化操作机制，并不是因为它们坚持自身的多民族框架，而恰恰是这些国家关于自身的想象已经被同质化贯穿，完全接受了民族主义关于同质化作为民族根基、政治合法性来源的理念。只有在彻底认同了民族国家的国家形式之后，这种同化逻辑才成为可能。而正如前所分析的，中国之所以能够在建构民族的观念中保留部分包容多样性的因素，就是因为中国在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并没有接受同质化因素作为统合认同的基本出发点，也即是说，没有彻底接受民族国家的一整套原则形式。在建构新的政治共同体的过程中，作为前现代国家政治形式的帝国建制依然存留着影响，成为民族国家政治形式之外的另一种方案，构成了新的政治共同体建制的参照和来源。在西欧，基于同质化人群的"民族"概念已经是一个先决条件，民族主义运动的意义在于将这个民族扩张成国家，使其具有国家框架；而对中国而言，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保护已经存在的政治共同体是首要任务，因此民族概念是基于这个政治共同体的结构而成型的。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强迫同质化实际上是内在于民族国家这一国家形式的逻辑，不能仅仅归罪于多民族的前现代国家试图维持自身的努力；而那些多民族前现代国家千方百计要向同质民族靠拢的原因，恰恰是因为民族式样的国家已经成为了现代世界唯一合法的国家形式。在这独一无二的意识形态笼罩下，所有的逻辑、多样性都被民族主义收编了。 在这个基础上，我认为中国语境中特殊的国语概念和民族概念可能存在的意义大概就在这里：普通话和中华民族的范畴，其内部还包含了与民族国家形式不同的、别样的国家形式所留下的痕迹与影响。而在民族主义已经得到大量反思的今天，这种特殊性的存在，也许能为我们打开一扇面向新的未来的窗户。 四、结语 作为中国现代语言改革运动中的一个重要部分，1920年代的京音国音之争尽管看似一场典型语言民族主义式样的通过语言诉求建构民族的运动，但仔细的分析则暴露出了京音国音争论两方所代表的不同立场。其中，与我们所了解的语言民族主义的惯例不同，要求以某种较为单纯的口语来作为国语的京音派背后，实际上的指向是要为现代工业资本主义准备条件，并没有直接诉诸民族上的要求；反而是在混合语思路的国音派那里，建构民族的意旨表现得十分强烈。从这个特殊的争论场域出发，我们可以发现，当代民族主义理论中关于语音中心主义与语言民族主义的逻辑关系实际上是在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并不具有普遍性。同时，京音国音的争论也暴露出了中国语言民族主义的特殊性，这特殊性则是由中国语言文字的特性、作为前现代中国遗产的特殊官话系统等因素造成。最后，"国音"、"普通话"、"中华民族"等范畴虽然是在民族主义的大框架下出现成立的，但由于前现代中国的帝国建制，这些范畴内部都包含了不同于西方民族主义的、包容保护多样性的因素。从这个角度来反思西方经典民族主义范式以及当代民族主义理论，中国的个案也许能够在某种程度上提供面向未来的可能性。 另一方面，国语文学的问题，一直与国语的成立、以及与之相关的民族主义话题紧密相关，民族主义方向上的考量构成了国语与国语文学发生的一个重要背景。京音国音之争的问题表面上看起来似乎与国语文学牵涉不多，然而在京音国音争论双方的背后，一个关键的构成因素实则在于以白话文为基础的国语文学之成立。在这个意义上，京音国音争论的问题某种程度上成为了如何读出书面国语文学的问题；白话文与国语文学在中国现代语言改革运动中占据的关键性位置由此可窥见一斑。本文对京音国音之争与民族主义的讨论分析，也希望能够为重新思考国语文学提供一些新的背景和角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