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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于布洛陀信仰与壮族民族精神文化的复兴重建 民族宗教文化是社会文化的组成部分，它与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因此它的存在与演化高度依赖于整个社会的发展状态与法规政策，随着主流社会的运行节奏而起伏变化。作为壮族民族宗教的布洛陀信仰，建国以后，在强大的政治批判运动扫荡下只能作为涓涓细流在民间底层悄悄地渗淌。一方面，俄国式的宗教鸦片论在中国流行，管理干部习惯于用偏左的观点去解释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只看到宗教的消极作用，视宗教为落后、虚幻和异己的精神力量，因而加以歧视和限制，“文革”期间极左思潮还把宗教作为“四旧”加以荡除，一切神灵崇拜皆受其害。另一方面，民间信仰，包括少数民族的各种传统巫教，统统被当时主流意识视为“封建迷信”，予以禁除，在动荡的岁月里，比起佛、道、伊、天、基五大宗教来，它遭遇到更长时间和更大力度的打击。由此之故，壮族布洛陀信仰也像其他少数民族巫教一样，其传统出现了断裂，一度销声匿迹达数十年之久。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总结了前苏联和“文革”及其前期的经验教训，摈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实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理论路线，在社会经济、政治、文化领域进行了一系列重大的改革，形成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在这个理论指导下，二十多年来，中国的社会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进步和成就令全世界惊奇和羡慕。在世纪之交，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邓小平理论的基础上，又提出一系列新的理念和政策，引导中国人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小康社会，中华民族振兴的事业正在蒸蒸日上、蓬勃发展。对于少数民族的传统宗教而言，影响其生存状况改善的理论创新和政策调整，计其大者有以下几项： 第一，重新解释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淡化“宗教鸦片论”，强调“唯物反映论”和“社会改革论”，并推出具有中国特色的“适应论”和“引导论”。1981年中共中央印发的《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即十九号文件)是一个里程碑，它不再提“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而强调宗教将在社会主义社会长期存在，尊重和保护宗教信仰自由是党对宗教问题的基本政策，宗教问题上的矛盾已经主要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有神与无神的差异是比较次要的差异，团结宗教职业人员和广大信教群众为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是宗教工作的根本出发点，把民族地区的含有宗教色彩和宗教传统的婚丧和庆节活动，视为民族生活习惯而加以尊重。十九号文件完成了宗教理论和政策上的拨乱反正，推动了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落实，使宗教活动重新获得了正常的生存空间，同时文件也对民族宗教习俗表示了相当的宽容。十九号文件还指出，建设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宗教理论研究队伍，办好宗教研究机构和大学的有关专业，是党的理论队伍建设的不可缺少的重要方面。从此中国的宗教学得到蓬勃发展。学者普遍认为，鸦片论不是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基石，恩格斯的重要论述:“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26]这才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宗教本质的最重要的观点，它体现了唯物史观，并且引导我们去改造社会，改善群众的生存条件，而不是向宗教宣战。党的第二代领导人又提出“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引导适应论”，从正面肯定了宗教与社会主义制度有相协调的共同基础，当然也有不适应的方面，因此需要积极引导，但引导就不是斗争，社会主义者对宗教不能抱着对立的态度，而是把宗教看作自己的同盟者和朋友，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创造性发展。从此，中国社会主流意识对宗教的态度，由贵斗哲学转为贵和哲学，宗教生存的外部环境更加宽松。 第二，克服对宗教的单一狭隘的理解，看到宗教内涵的丰富性和功能的多样性。随着“文革煽起的反文化极端主义情绪的消退，随着人文理性的健康生长，人们逐渐认识到宗教的多层性和立体结构。宗教首先是一种精神信仰，这是大家早就看到的;同时它还是:一种解释系统，包含着理论的智慧;它也是一种社会生活方式，具有民族性与群众性;它又是一种历史文化，已经和正在创造出许多文明成果。宗教的社会功能有政治、心理、道德、公益和文化等很多方面，特别是它的道德功能，即“神道设教”，对于维系传统道德有巨大作用。在历史上，宗教若由积极的社会力量所控导，则起进步作用;若被不良的社会势力所利用，则起负面作用，这些都要作具体分析。“宗教是文化”这一理念的流行，扩大了人们对宗教观察的视野，更多的显露了宗教正面的社会价值和普遍意义。 第三，民族精神的振兴和文化传统的回归，提高了宗教文化的社会地位。二十多年来，人们逐渐从反传统的误区里走了出来，不再把传统与现代化加以对立，认识到继承优秀传统文化，是吸收外来文化，建设现代新文化的基础和出发点。要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就必须重视民族文化。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文化的多样化是保持世界文化生态的平衡和人类文化生命力旺盛的必由之路，因此全世界都在倡导保护各民族的精神文明遗产。何况中国是文明古国，它的传统文化不仅是博大精深和丰富多彩的，能够极大地促进中国两个文明建设，而且它的贵和文化也将能促进世界文明的对话，有利于文明的转型。中国要建设现代文化大国，文化既是我们的资源，也是我们的优势，是我国在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软实力”。中国是个多民族多宗教的国家，儒、佛、道三教是整个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核心部分。各民族自己特有的传统宗教也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都必须加以保护、开发、继承和创新，这是时代的需要，是加强民族凝聚力的需要，也是保持中华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和生命力的需要。在这种大潮流下，作为少数民族文化要素的宗教文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尊重和研究。 此外，民间信仰过去一直处在宗教管理的视野之外，是不受政策保护的。这些年它也渐渐得到主流社会的关注和宽容，只要不触犯法律法规，也能够正常生存和活动。少数民族的民间信仰，包括各种巫教，作为民族文化和民间风俗，得到比汉族民间信仰更多的保护，这与民族政策的进一步落实是有关系的。 壮族布洛陀信仰的恢复与重建，就是在上述大的社会环境中进行的;没有这样的大环境，重建便难以发生，更难有较大的规模。布洛陀信仰的重建，我以为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新事物，进入新世纪之后，重建显然大大加快了步伐。首先是一批壮族学者在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工作的推动下，于90年代初整理出版了《布洛陀经诗》，为布洛陀信仰的重建提供了较完整的经典的依据，使布洛陀宗教神话重新流行，唤醒了人们对历史传统的记忆，也唤起了壮族人民文化寻根之梦。与此同时布洛陀信仰的中心区域——田阳敢壮山的民众开始重修敢壮山祭神岩洞和祖公庙，并进行春秋两季祭祀布洛陀的活动。[27]据一份田野调查报告，文山州马关县仁和镇阿峨新寨在1980年前，每逢布洛陀祭日，村里的布麽、长老、承办户主，带领一批青壮年上布洛陀山作祭祀活动。1990年全村102户分为两个队，每队分为四组，每年以两个组的代表户代表全村去布洛陀举山行祭祀仪式。2002年，一批学者在敢壮山发现被称为祖公庙的祭祀布洛陀的遗址，并看到当地群众每年都在举行祭祀活动，[28]由媒体报道，外界才逐渐了解这一活动的规模和发展速度。2001年春，当学者黄桂秋第一次来到敢壮山时，被眼前祭祀布洛陀盛况和规模所震撼，并了解到，春祭活动历时20天，活动的内容包括上香祭供和歌圩盛会，方圆数十里乃至更远的众多百姓前来参加活动。秋祭则有进供、诵经、跳花灯舞等，景况相当壮观。[29]2003年2月，广西壮学学会和田阳布洛陀文化旅游开发小组办公室联合组织一批专家学者到敢壮山考察，看到参加春祭布洛陀和歌吁活动的群众达12万人。活动大致分为三种。一种是到姆娘岩、祖公庙去烧香祭拜，“十数万人每人一束香，一路插香一路向上攀援，从山下到山上，约一公里长的曲折山道，两侧都插满香火，场面非常壮观”[30]。另一种是举行唱歌、舞蹈、抛绣球等民族文艺活动，山歌有情歌、绣球歌、问巾歌、哭嫁歌、孝义歌、花歌等，歌声此起彼伏，整夜不断。还有一种是商贸活动，即圩市，其情景类似于汉族民间的庙会，热闹非凡。由此可知，敢壮山的布洛陀信仰活动，既是宗教，又是文化，两者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据壮族学者称，2004年敢壮山的活动规模又有扩大，参加活动的人数呈急剧上升的趋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