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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这是一种比较典型的民族宗教信仰文化重构的社会现象，反映了传统的复苏、民众的需要和时代的特点。首先，布洛陀信仰的重建从根本上说，是当地群众自发进行的，是群众集体的创造，是为了恢复传统以满足群众自己精神上的需要，不是少数人提倡起来的，也不是管理部门规划出来的。因此，它与时下各地盛行的民族和民俗旅游文化的专业化表演有着本质的区别，后者属于高度商业化的文化产业，以营利为目的，人为加工太多，往往失去本来面目，脱离真实生活，不是民族学和宗教学的研究对象。诚然，当地旅游业发展的需要推动了布洛陀信仰的重建，而在歌吁活动中也有专场文艺演出，但那是外部添加的因素。从本质上看布洛陀信仰是群众性和民间性活动，是群体的历史记忆，群体的情结、意识和行为，如当地群众说的，“这是祖辈传下来规矩。只有祭拜了布洛陀今年才会得到布洛陀的保佑，心中才会安然”。[31]群众的精神信仰需求通过“回归传统”得到了满足，这是他们自己的选择。 其次，壮族布洛陀文化的重建是在群众、学者和政府三者互动和不断协调的情况下进行的，因此它是健康的，有利于社会和谐与文化繁荣。从群众性的布洛陀信仰活动来说，它的发展得益于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宽松环境和生活条件的改善。壮族民众能够自主从容地进行祖先传承下来的宗教活动，表达内心的信仰意愿，得到了社会的尊重;同时生活水平的提高，也使壮族民众有闲暇有心情去参加祭拜活动并在歌吁中充分施展对唱山歌的才华。群众性的布洛陀祭拜活动始终是一种比较纯粹的宗教性的和文化性的活动，而且文化娱乐性较强，没有政治色彩，不需要严格的组织，活动中能够遵纪守法，充满祥和气氛与欢声笑语，不仅群众满意，也容易获得社会各界的理解和认可。从学者的学术研究来说，壮族学者的参与式观察和对本民族传统信仰文化的情理并重的发掘、整理以及对布洛陀信仰的民族学、社会学意义的深入阐释，不仅提高了布洛陀信仰的文化层次，使之具有了理性的自觉和现论的外观，而且也沟通了布洛陀信仰与外界的对话，增加了它的开放性与现代性，从而帮助民间的信仰活动朝着与整个社会相协调的方向发展。从当地政府管理部门来说，他们从社会稳定、民族团结、文化发展和经济繁荣的需求出发，看到了布洛陀信仰的民族性、伦理性、国际性和文化旅游价值，及其与民族政策、文化政策的一致之处，把它作为一项宝贵的财富和资源加以保护和开发，田阳县以布洛陀文化的重要发祥地而自豪和名扬天下。这样，民间、学者和政府就取得了基本的一致点。三者的互动既是布洛陀信仰重建的社会保证，也是布洛陀信仰正常发展的规范性力量。 布洛陀信仰重建的意义，至少有以下几点： 第一它是壮族民族文化主体意识增强的表现。壮族学者覃彩銮指出：壮族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比较曲折，“长期处于部落林立、各治生业、互不统属的分散状态，没有出现过统一政权，因而也没有形成统一的文字和宗教信仰。这导致了壮族支系众多、居住分散和民族意识的淡薄，有的甚至不懂或不敢承认自己的族属，当地汉族称之为讲壮话的汉民”，所以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是不被承认为一个独立民族的。[32]建国后，通过民族识别，壮族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正式的一员，而且是人数最多的少数民族。但壮族汉化的程度较大，与藏、回、傣、维等民族相比，信仰比较庞杂，民族文化的特色不够鲜明。而民族是文化共同体，文化是民族的安身立命之本。如何搜寻本民族的特殊信仰和特色文化资源，重建自己的本色民族文化体系，使之有本根，有脉络，以便凝聚民族情感、展示民族形象、提高壮族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中的地位，便成为壮族民众和精英的共同任务。如张声震先生所指出的，壮族文化的研究成果，“打破了岭南‘汉文化一元’史观，使壮民族由于历史长期受歧视、压迫而趋于淡漠甚至于湮灭的民族意识逐渐复苏”[32]，这是实现民族平等和民族文化权利的重要步骤。而布洛陀信仰的重建便是关键一环。应当说，壮族居住区流行着多神崇拜，巫教的种类杂多，例如，桂中一带有师公教，与布洛陀信仰并非一个系统，受道教影响很深。但在各种民间信仰中，布洛陀信仰不仅有深厚的历史传统，而且有丰富的经典积累，有突出的民族主神和文化系统，有浓郁的民族色调，民间的认同度较高，覆盖面较广，有可能超过其他的纷多文化支派而被重塑成壮族主流文化系统的核心和标志。布洛陀信仰及其文化的复兴，意味着壮族主体意识的提高和文化民族性的加强，其结果便是使中华民族的文化更加丰富多彩，理应得到其他民族的理解和尊重。 第二，它是壮族传统文化富有活力因而能够创新和顺时的表现。今日之布洛陀信仰并不是历史上布洛陀信仰的简单回归和复制，它是复兴传统而又超越传统的。首先它是被寻觅、被发现、被论证、被自觉传播的，因而它能够从壮族多神崇拜、杂而多端的信仰文化中脱颖而出，开始成为壮族主导的民族信仰，以敢壮山为中心区域，影响波及整个民族。其次，为了与当代中国社会相调适，重建的布洛陀信仰不再兼有政治、经济的全面功能，而只在精神文化领域发挥它的作用。尽管诵念的布洛陀经文没有变化，还是讲布洛陀造天地造人间，还是讲国王土司、传统伦理，还是讲水牛耕田、养鸡养鸭，事实上，没有人用布洛陀经书指导社会管理、经济发展和技术革新，这些已经让位给当代的社会体制和科学。布麽和民众念经祈祷主要是开辟一片精神家园，安顿人们的灵魂，维系社会的和谐和家庭的安宁。歌圩活动则能丰富民间文艺生活，调节民众身心的劳累，为男女青年的爱情生活提供方便，在这方面无论内容和形式都不断有新的创造。经过群众的再创造和学者的提炼，布洛陀信仰的理论体系更加完备，社会功能更加积极，文化形态更加多采。布洛陀信仰己经成为壮族民族性的文化符号，它的再建工程仍在继续之中。 第三，正在进行中的布洛陀信仰文化的重建工作与物质文明的现代化建设同时并行，相辅相成，它既可以用民族的精神文化传统来补救市场经济带来的功利主义、道德滑坡、人情淡薄等弊端，并使现代化建设具有地区性民族性特色，从而形成独特的优势;又可以用现代文明充实和改进布洛陀信仰的文化内涵和形式，使它在时代精神照耀下更有光彩。壮族学者梁庭望教授将布洛陀文化精神概括为“开天辟地、创造万物、安排秩序、排忧解难”，其核心是创造和创新。布洛陀是创世之神，而壮族人民继承布洛陀文化，正是要成为创世之族，提高全民族的创新能力，在当今和未来创造出一个崭新的具有先进文明的壮族社会，并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布洛陀信仰正在成长为壮族社会一支重要的精神力量，整合着族群，维系着民间道德，充实着壮族人民的文化生活，人民从中吸取智慧、勇气、德性和创造精神，向全国和世界展示壮族异彩纷呈的文化生活，这有利于壮族社会的经济发展和各项改革事业的进步，有利于壮族与其他民族的交流、合作与共同繁荣。从社会主义社会与宗教的关系看，社会管理者和学术研究者要引导布洛陀信仰更好地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就应着重去发挥布洛陀信仰的道德教化功能、人际协调功能和文化繁荣功能，不断地提高它，使它向着更加理性更加文明的方向发展，这样它必有远大前途。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