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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尼族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历史悠久的一员，其文化的积淀十分丰厚而瑰丽，近年来随着发掘问世的原始文化材料越来越多，它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注意，如日本学者对哈尼族与日本倭族之源的认同，(注:持这一观点的学者有鸟越宪三郎、森田勇造、若林张弘等，见尹绍亭编译《云南与日本的寻根热》及《倭族之源——云南》二书。)美国学者保尔·刘易斯夫妇在泰国对哈尼支系阿卡人长达十六年的潜心研究，(注:美国学者保尔·刘易斯夫妇受世界基督教会委派长驻泰国清迈研究并帮助哈尼族支系阿卡人，令人深为敬服。)等等，都说明哈尼族文化具有的巨大吸引力，国内学术界也有更多的学者投身到这一研究中。 我们认为产生文化英雄的时代，正是神话学上所谓的“兽人时代”，这一时代的特征，是飞禽走兽、山水树石都像人一般能思维，会讲话，会走路，有情感，故而这一时代又称为“神话时代”或“梦幻时代”，这一时代与希腊人关于“黄金时代”的观念(注:希腊神话中有关黄金、白银、青铜、黑铁时代的观念源自东方关于黄金时代的传说和荷马史诗中关于“福岛的传说”，详见赫希奥德的《工作和时日》。)和维柯所认为的“神话时代”，即与“英雄时代”相对的“寓言时代”(注:见维柯《新科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7页。)不同。 不仅如此，在下面的介绍里，我们将要看到，动物、植物、山川、河流等自然物不但是作为人类活动的背景陪衬，在很多时候它们要在文化造作中充任主角，通常还由它们把文化器物、典章制度教给人类，俨然是一群人类发展的导师。(由此可以见出，文化英雄的产生远比神话英雄——神——的产生为早。) 提供了这样的认识之后，下面就可以对哈尼族的文化英雄作进一步的介绍了。该一民族的文化英雄若按系统分，大致可分为下面四类:化育万物的文化英雄、教习生产的文化英雄、导引生活模式的文化英雄和规范典章制度的文化英雄。 第一类：化育万物的文化英雄 作者在红河州元阳县调查到的两则神话故事或许可称为这一类型的典型。第一则是树皮寨老贝玛杨批斗讲述的《那突德取厄玛》(意为有盐巴的大海)，讲的是远古时哈尼族的祖先是一条大鱼，住在一个有盐巴的大海里。它的模样很奇特，身子是滑亮的，脚上长着鸭子掌，头像人类的一样聪明。后来它生下了“天”、“地”、“有”、“无”、“大”、“小”、“生”、“死”、“黄”、“红”、“绿”、“白”、“黑”、“半”，这些孩子长大后各走各的，天长大了，升上去了，地长大了，凸起来了，把祖先鱼也从大海里顶了出来。祖先鱼无法在海里居住，就走上了陆地，先是住进一个叫“苏密苏纳”的岩洞里，后嫌那里终年阴冷不见阳光，又走上了“虎尼虎那”高山。先是由女人领头，因为他们有奶水，后来就由男人领头，慢慢地就繁衍了今天的人类。在这里“天”、“地”是实指性的物体，“大”、“小”、“黄”、“绿”、“生”、“死”、“半”则是一些抽象的概念，由这一点看，这篇故事一定孱杂了“兽人时代”以后的东西，否则在文化英雄产生的时代，人类的思维十分简单，是无法想出有这样的相当概括性的抽象概念来的，但祖先鱼育出“天”、“地”这两种实物，则反映了它的文化英雄本色。 第二则《烟本霍本》(意为“神的古今”)与第一则相类而不相同(由元阳县洞铺寨著名歌手朱小和讲述，作者与卢朝贵搜集整理)。故事讲远古时世上万物皆无，只有一片大海和海面上的茫茫白雾，大海里有一条名叫密乌艾西玛的大金鱼，便是唯一的生命，若干万年后，大金鱼扇动鱼鳍，扇出了天和地，它又抖动鱼鳞，抖出七个大神:天神、地神、日神、月神、人神(一对)，再由这些神造出万物。(注:《烟本霍本》，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同样署名朱小和讲述，卢朝贵、杨笛和水滴三位整理的《天、地、人的传说》(注:《天、地、人的传说》，云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密嵯嵯玛”哈尼族语其义为“使大地跳动的女性”(密，地。嵯，跳动。嵯嵯，连续地，玛，对女性尊称)，转义为“地震恶神”(女神)。)对这一故事也有类似的叙述，却简化到只有100 多个字，而且把许多不同的故事杂糅在一起使它失去了原貌。其中连海神“密嵯嵯玛”的名字也变成了“米戳神”，作者以为这样做有损故事的科学价值，于是请朱小和重新讲述，并与他讨论，他也不赞成将若干个故事集合在一起的做法。但在这里我们不讨论整理的问题，只欲说明这些故事的原型是动物(祖先鱼、密乌艾西艾玛大金鱼)化育万物(天、地，以及此后所产生的一切事物)，这正是文化英雄的作为，自然，这里的祖先鱼和密乌艾西艾玛大金鱼本身就是文化英雄。 作者收集到的鱼尸体化生万物的哈尼族神话数量相当不少，概括起来大致可分为两类，其一说创世之初诸神发现在一条大鱼腹内藏有各种生命，神们便将其捕来杀死，从中找到人种、各种动物及五谷的种子。其二说洪水之后世无一物，洪水遗民从一条大鱼腹中找到五谷种子，原来洪水发生时被淹没的五谷都被这条大鱼吞没了。这两类神话在反映了鱼与人类再生(生殖)关系的同时，也反映了它们是由产生文化英雄的“兽人时代”的生产方式所决定的，亦即是说，由于原始的渔农经济，构成了人们关于巨鱼与稻种依存联想的基础，甚至由于捕鱼作为一种极重要的摄取食物的方式，是先民们不可稍离的，因此才产生了鱼为万物(甚至天地及后来的诸神、诸抽象理念物“红”、“黄”、“黑”、“白”等)化育者的观念。这一点只是作者的猜测，因为哈尼族无文字记载的远古史，出土文物中也难以遽认其渊源，但从其先民之一部分是从西北高原迁徙南来这一点，我们不妨从仰韶文化早期的西安半坡遗存中作一窥测。半坡遗存中出土了大量石斧、石铲、砍伐器，同时伴有缸藏或窖藏的谷堆积物，如第115号窖穴中已腐朽的谷粒厚度就高达18cm，由此可见当时的生产工具仅仅是打制和磨制的简陋石器，但收获已很丰厚，有了相对剩余，当时的人们从事原始农业是毫无疑问的。而同时在半坡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用石、骨、角等原料加工而成的鱼钩、鱼叉渔猎工具，以及绘有各种鱼纹和网纹的彩陶。另在庙底沟型仰韶文化遗址、河姆渡文化遗址等处，也发掘出大量网纹、点网、水波网纹彩陶、鱼雕、鱼纹网坠和滑石雕刻的鱼纹。可见，与哈尼族先民有渊源关系的诸夏先民在彼时确以渔猎作为极重要的生存手段和生产方式，而在时序上，其发展先于原始农业，在神话创作上，它亦在先而后与农业经济时代并存共融。陶思炎认为，“《礼记·祭法》曰:‘山林川谷丘陵，能出云，为风雨，皆曰神。’这种对神的功利性命定，虽不是最初的神话观念，却伴随着原始农业在社会生活中地位的确定而逐步形成。这类农业神最初的具体形象就是鱼。”(注:陶文《华夏神话与渔农经济》，《民间文学论坛》1989年1期。参看同一作者《鱼考》， 《民间文学论坛》1985年6期。)窃以为此言得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