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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之谜”不是不可解析的 一个目不识丁、连自已的名字也不会写的艺人，为什么能背诵十几部，甚至几十部故事，几十万诗行、几百万字？若全部记录出版，是几十部厚厚的书。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诗人、作家和学者，能背诵自已的全部著作，更不要说去吟诵别人的几十部著作。 说唱艺人们是怎样学会，怎么记忆的呢？上述几位艺人都属于“包仲”──托梦艺人。他们都说自己在青、少年时代做过一个神奇的梦，这之后就同《格萨尔》结下不解之缘，无师自通地学会了说唱格萨尔故事。 艺人的梦与史诗的传承，究竟有什么内在联系？有人觉得不好理解，不可信，甚至认为是“胡说”，是“迷信”，是“唯心主义”。艺人讲做梦经过，有人认为是在宣传“宗教迷信”，将说唱艺人与装神弄鬼的巫师相提并论，过去还因此而受到批判。 有些人又走向另一个极端，追奇逐异，用一种猎奇的观点去探索艺人的记忆之谜，故弄玄虚，越说越玄，越说越离奇，以迎合一些人的猎奇心理，公然宣扬什么“神授”观点，陷入唯心主义的不可知论和神密主义的泥潭，把藏族人民创造的一部伟大史诗，说成是“神”的传授，有意无意地贬低藏族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和创造精神，实际上也贬低了《格萨尔》的思想意义和艺术价值。 那么，怎样解开这记忆之谜，给以科学的说明呢？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试作一些分析。 第一，环境因素。 一个艺人学会说唱史诗，有许多因素，其中最重要的是环境因素。这里包括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经济环境、文化环境和家庭环境等。概言之，也就是艺人和史诗赖以存在的文化生态环境。如现在艺人比较集中的地方是阿里、黑河、果洛、玉树、昌都和甘南、甘孜、阿坝等地区，其中昌都、甘孜是半农半牧区，其余都是牧区，而且都在高寒地区，平均海拔在4千米以上。这些地方，也不是到处都有艺人，而是集中在较小的范围。艺人大部分是牧民，只有极少数农民。牧区经济落后，文化教育不发达，居民的百分之八十以上是文盲，文化生活贫乏，加上交通闭塞，居住分散，人们之间的交往少，生活节奏缓慢，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所有这些都是《格萨尔》能够流传的环境条件。这里的孩子，从小受到古老的传统文化（实际上就是牧业文化）的熏陶，在牧业文化的生态环境中产生的《格萨尔》这部古老的史诗，成了他们的生活教课书，他们从这部古书学文化知识，学天文历算，学宗教观念，学自已民族的历史，……总之，可以学他们想学的一切东西。这种影响，代代相传，历久不衰，渗透到血液之中，渗透到灵魂深处。这种影响的巨大力量是无法估计的。相反，拉萨、日喀则、亚东等经济、文化比较发达，宗教势力（不是影响）比较强盛、对外交往比较多的地区，就没有出现比较优秀的说唱艺人。 家庭的影响也是个重要因素。《格萨尔》说唱艺人虽然说没有师承关系，不能父子相传，但家庭（包括亲属）的影响却具有重大影响。如玉梅的父亲就是一位著名的说唱艺人，在当地群众中很有影响。她17岁时父亲去世了，正如她自已说的那样，父亲不可能一句一句地教，教了也记不住，但从小耳闻目睹，浸染熏陶，影响是很深的。这也是一种传承，而且是很重要的一种传承方式。 古如坚赞也是十八、九岁开始书写《格萨尔》，在这之前他没有写，也没有讲过。但他从小寄养在舅舅家，舅舅昂仁就是一位著名的说唱艺人，至今健在，而且一直很活跃，对他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扎巴老人的亲属中虽然没有艺人，但他的故乡有一些很优秀的艺人；当地群众很喜欢听艺人说唱；而为他开启“智慧之门”的喇嘛，就是《格萨尔》故事的热心提倡者，他经常给艺人们以资助和支持，鼓励他们说唱，所有这些，无不给少年扎巴以深刻影响。 第二，遗传基因与集体无意识的影响。 以弗洛伊德和荣格为代表的西方学者关于遗传基因、潜意识和集体无意识的论述，对于我们解开艺人记忆之谜、分析这部史诗何以能够从遥远的古代流传至今的原因，是很有启发的。 弗洛伊德剖析人的内在心理结构，他认为人在正常的意识之下，还存在一种潜意识心理，如同海岛（意识）之下有一大岛根（潜意识）。 荣格发展了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理论，他认为个人的潜意识有赖于更深的层次──集体无意识，犹如在岛根之下还有一大片海床。荣格进而认为，集体无意识是“人类经验的贮蓄所”。他在《论无意识心理学》中指出： “集体无意识，作为人类经验的贮蓄所，同时又是这一经验的先天条件，乃是万古世界的一个意象。”[1] 荣格认为集体无意识体现了意识的母壤，体现了常常尽力将意识过程引回到根源的老路，在它之中远至最早的祖先经验仍旧是活跃的。他认为： “精神的个人层终结于婴儿最早记忆，而集体层却包含着前婴儿时期，即祖先生活的残余。”[2] 同弗洛伊德相比，荣格更强调集体无意识的积极方面和创造特性，他认为，无意识包含着“未加区分的古老精神残余”，“无意识……是普遍的：它不仅使个人集合于一个民族或种族之中，而且它还使他们同前人及其心理学相统一。”荣格进而指出：集体无意识中存在着“一种具有创造特性和集体精神倾向。”荣格反复强调：集体无意识包含着“在每一个体大脑结构中更新的人类进化的整个精神遗产。”（着重号系原文所有）。从大脑结构的一致性中，荣格推演出这样的前提，即人的集体无意识“包含从祖先遗传下来的生命和行为的全部模式。”[3] 如果我们参照弗洛伊德和荣格的理论，来分析《格萨尔》的传承关系，那么，历史悠久的、远古的藏族文化传统如同一大片海床；在这一文化土壤中产生的史诗《格萨尔》好比一个岛根；那些杰出的说唱艺人就是浮出海面的海岛。他们的产生看似奇特，不可思议，实际上是深深地扎根在坚实的海床之上；每一个艺人的出现，有一定的偶然性。但是，只要有海床和岛根存在，就会有海岛从海面隆起一样，只要雪域文化这一丰厚的土壤存在，就会不断地造就出杰出的说唱家，来吟诵这部不朽的诗篇，这又是必然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