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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荣格的著作中，多次出现“古老的精神残余”、“祖先生活的残余”、“精神遗产”、“先天倾向”……这样的概念，进而提出在人的头脑中存在“遗传原型观念的潜在物”这样一个假设。他认为： ……集体无意识决非心灵中一个模糊不清的角落，而是积累了亿万年来祖先经验的巨大仓库，是史前事件的回声，每个世纪都在这些事件上增添了无限小的变分和微分。因为归根结底，集体无意识就是一种输入大脑组织和中枢神经系统的世界进程程序，它以自已的整体组成了一个超时间和永恒的世界意象，这一世界意象抵销了我们关于世界的意识和瞬息图象。它表示的完全是另外一个世界，可以说是世界之映象。但是无意识意象与镜象不同，它拥有自已特有的、独立于意识的能量。借助这种能量，它可以产生强大的效应。这种效应不是在表面上，而是从内部更强有力地影响我们。这些影响对于那不能使自已的瞬息世界图象接受恰当批判，因而对自已仍认识不清的人来说仍然是不明白的。世界分成内部和外部两个世界，它不仅在外部是可见的，而且它还在来自精神最深层以及显然最主观的幽深处的超时间存在中作用于我们。[4] 这里有两个观点很值得我们注意： 第一，即关于“史前事件的回声”的观点。荣格强调“集体无意识决非心灵中一个模糊不清的角落，而是积累了亿万年来祖先经验的巨大仓库，是史前事件的回声，每个世纪都在这些事件上增添了无限小的变分和微分。”过去我们在认识论上存在一定的片面性，这就是过份地强调了知识的实践性和直接经验，而忽略了间接经验和历史经验，尤其不重视历史文化的积累和继承。毛主席在《实践论》这篇著名的著作中就批评过这种错误，他指出：“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但人不能事事直接经验，事实上多数的知识都是间接经验的东西，这就是一切古代的和外域的知识。”[5] 那些优秀的民间艺人在说唱过程中，根据自己的生活经历，对史诗进行再创作，就为《格萨尔》这部古老的史诗“增添了无限小的变分和微分”，使她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最终成为宏伟的诗篇。 第二，这种古老的遗传物不仅表现在外部，同时也表现在内部世界，它“来自精神最深层”，是一种“最主观的幽深处的超时间存在”。平时，这种古老的遗传物隐藏在“精神最深处”，一旦遇到某种外界的刺激，就能调动“本能天赋”，唤醒“记忆痕迹”。按照艺人们的说法，就是开启“智慧之门”。 不仅如此，遗传学研究成果告诉我们：人体具有祖先的遗传基因，这种基因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在某些个体身上得到显现。人类由于遗传基因而引起的个体返祖现象是屡见不鲜的，像生长有尾巴的婴儿、长角的婴儿、四条腿的婴儿都出现过。 人类既然在生理上有这种遗传基因的变异和返祖现象，那么，在智力与记忆上也可能存在某种遗传现象，即所谓智力遗传和记忆遗传。记忆是智力的重要因素之一，在智力遗传中就包含了记忆遗传的因素。 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论，一个人在婴儿时代、甚至“处在娘胎中”时，就受到父母、家庭和社会的影响，产生幻想，留下“记忆痕迹”。这种幻想有“畸变和愿望满足”型的，有“创造力形成物”型，还有“古老幻想”。荣格进一步发展了弗洛伊德的观点，他更多地强调幻想和潜意识的积极的、即表现为创造力的侧面。在古老的幻想物中，荣格发现了无意识的历史因素。他认定，无意识精神是以“历史经验的平均进程的浓缩”为基础的，这一发现他也在梦的无意识中加以证实。在梦中， “历史层积”出现在个人和集体内容的溶合之中，出现在根源于最近及远古动机的交感之中。他认为，所有这些材料日益清楚地显示出，精神背景不仅是个人的，而且有人类共同的特性，甚至有非个人及客观的性质。 《格萨尔》这部藏族先民创造的古老史诗，在雪域之邦的大文化背景中，通过集体无意识，在藏族人民当中代代相传，流传至今，也是合乎情理的。那么，通过“托梦”等不同形式使《格萨尔》这个“古老的遗传物”世代相传，实际上不是“神授”，而是“人授”:这部古老的史诗不是神灵创造的，而是人民群众创造的；不是靠“神的启示”来传承，而是依靠人民群众──尤其是人民群众中最具有艺术天赋和聪明才智的说唱家们来传承。 第三，非凡的艺术天赋和聪明才智。 仅仅有环境条件和遗传基因，或集体无意识的“历史遗传物”，还不能造就成优秀的说唱家。一个优秀的说唱家还必须具备内在的因素，自身的素质和品格。一般来讲，他们有非凡的艺术天赋和聪明才智，有很好的感悟力，丰富的想象力。 此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说唱艺人们具有超常态的记忆力。 记忆，在人类生存、进化和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 如果没有记忆的积累，每一个人，每个民族的知识都要从零开始，那么，知识的积累和传播将成为不可能，人类自身也不可能进步。因此，人们常说，记忆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必要因素，也是知识形成与发展的必要因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英国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曾经指出：“一切知识，不过是记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