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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二十五年七月二十一日（1899年8月26日）在日本出版的《清议报》上，选载了德国政治学家伯伦知理所著《国家论》，文中提及： 方今国民，苟以文明自许者，莫不以神道政治为诈术诡道，凡政略有此臭味者，概摈斥之以为鄙陋，有害往时未开化之民，以云气雷鸣，验神之喜怒；以飞鸟之去来，神钱之符号，卜事之吉凶，或以巫祝之妄方为神托，此种神怪浅陋，今世之人，岂有信之者哉。近世君主，欲擅其威福，乘民之迷信宗教，托于神者有之，人人知其妄诞，皆曰神既赋人以智识，使人各赖其力，以图生存之道，与其候难知之神意，以决国务，不若出我天禀之思虑，以处理之也。④ 关于伯伦知理《国家论》最早由谁、通过什么途径译介入汉语世界的问题，已有多名学者做过详细考证。现在学界一般公认的结论是，发表在1899年4月10日至10月25日横滨《清议报》上伯伦知理的《国家论》，是梁启超根据日本学者平田东助的《国家论》以及吾妻兵治的《国家学》编纂而成。⑤ 在《清议报》上首先出现的“迷信”一词，再次证明了这一词汇经由日语转译而来的可能。在上列引文中，伯伦知理以近代理性主义为武器，批驳中世纪的神道政治为“诈术诡道”,实为近世君主用以愚惑百姓的专制主义象征。此处提及“迷信”一语，仍与“宗教”连用，泛指神道信仰，并非精英主义对民间信仰行为的指陈。这说明，在汉语世界初次使用“迷信”一词时，“迷信”与宗教同属一域，均是指向同近代理性主义、科学主义相悖的信仰领域，而没有特定地指向对民间信仰世界的批判。 以上两例初步表明，“迷信”一词由维新思想家译介进入现代汉语体系，是经由日语转译的可能性。在19世纪的最后数年间，讨论神道政治、民间俗信的专论虽然并不少见，甚至亦有专论鬼神信仰于民主、进步之害的专论，带有明显的启蒙主义特征，但使用“迷信”一词的，以我目力所及似乎仍相当有限。⑥ 进入20世纪，“迷信”一词的使用才渐渐普及开来。1902年梁启超以“中国之新民”署名，在东京出版的《新民丛报》上发表的《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保教非所以尊孔论》等数篇论说中多次使用到“迷信”一词，并且第一次对“迷信”之所指作了明确的定义。当时梁启超正游历日本，他的所思所想极大程度地受到日本思想界的影响，其著述所使用的词汇直接来源于日文也存在很大可能。许多学者的研究成果也表明，近代中国有许多关键性的词汇是经由日语传播而来的，并且梁启超在1899年前后大量接受日本新名词，这也是学界早有的共识。⑦ 这虽然不能直接作为“迷信”一词来源日语的证明，但至少为我们整理上述细碎的历史遗留、作出推断，提供了一种特定的情境。 此外，同一时期在日本出版的其他中文期刊中，也开始出现“迷信”一词的使用。1903年《游学译编》第11期中有《社会教育》一文，指出“历史以来之宗教家言若佛若耶若回，其以迷信锢蔽生人之意识，亦不少矣”.⑧ 这里所使用的“迷信”仍与“宗教”同义，将宗教与信仰世界整体性地置于同救亡为主题的民族主义相对立的位置。《游学译编》为留日学生在日本所办的汉语期刊，其中著述所使用的新名词多来源于日文词汇。1903年直至辛亥期间，在中国国内所出版的新期刊中也开始大量出现“迷信”一词。⑨ 这些期刊的作者群以接受新思想的留学生为主，其中尤以留日学生为多，此番新名词的使用、新思想的引进，必定受到日本学界的诸多影响。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十二月十五日《新民丛报》第24期上刊载了日本《人性》杂志主笔富士川游所著《论信仰》一文，由中国人署名咀雪者译出。在文章中作者运用德国哲学的知识论，为“信仰”作了概念界定，并对“理性之信仰”与“迷信”作了区分： 宗教上之杂志方信仰者多矣，是为宗教上之信仰也，学问上之信仰全迥然有别也。然世人以信仰仅为宗教上之信仰，斯误甚已。今就信仰之全体说明之信仰者，即德语译其意有信念（Glauben）之义，而分自然的与不自然的二种。……此信仰者，于日常生活多遭遇知识学（科学）者，为信仰必不可少之要件。若其信仰于原因之认识时，而臆说（Hypothese）出此，谓之形而上之信仰（Metaphysiscbe Glauben）又假定共通之原因，说明相关联各种之现象时，而理论（Theorie）出此臆说与理论者为知识学上必要。若此信仰者，则知识学（科学）诚不完全。上所言者，为自然之信仰。兹请述学问上之信仰（Wisenschaftlicbe Glauben）。在各种之宗教现象说明所用之观念，名狭义之信仰，此宗教上之信仰者（Religiose Glauben）。理外之信仰（ü bernat ü rliche Glauben）与前言学问上信仰。其原理有著明之差异处，宗教上之信仰者，黑智尔谓为神怪之信仰（Wunderglaube）。信出于理外之事，在吾人之理性上抵触，自然之信仰者，不少此之误用理外信仰（Ueberglaube）。理外信仰者，实不外迷信（Aberglaube），根本之形式即自然以外（理外）之力与现象，而为知识学（科学）所认识、承认为事实存在。宗教上信仰常有之迷信者，由知得之误谬与想像之错误而起，吾人明认背于自然律者多，故迷信者非理性的也。宗教之说，谓生存之谜者，解释吾人之理性而起，必不解释于自然以外之道途，定教义或信条以为神之法，整伦理、定生活，此为宗教所普有者。其信仰前已言之矣，理外之信仰由吾人之理性基于经验真理所认者，多有抵触，黑智尔等之诸家谓为迷信。中之至当者，余不信也。盖背于五官感觉之认识，固执不合于自然律之空想，信物理上所未有之诬妄见于梦中之生活。夫梦中者，高等精神作用隐而无辨别之力。五官闭而不能认识外界，矫正之作用缺，以此而致成迷信，是与狂者等也，此非有精神病意识之障碍而何耶？⑩这篇文章似为最早的由中国人翻译的运用德国哲学理性主义的概念工具分析宗教、信仰、迷信等概念的专论。作者将信仰分为宗教上的信仰与学问上的信仰两类，这两种信仰形式均根源于人类的感观经验之于认识自然时的不足，亦即人类理性尚不发达的产物。 而在人类理性之外，若此“信念”是出于理外之事，与“吾人之理性上抵触”,便称之为“迷信”,即文中明确指出的：“迷信者，非理性的也”!在这里作者接受了黑格尔的理性主义宗教理论，认为宗教亦是人类理性的产物，并且具备了整伦理、定生活的功能；而迷信之所以存在，根源于人类理性的不足，感官对于世界的经验论式认识，很容易陷入到不合于自然律的空想之中，进而造成对现实世界的歪曲认识，亦即“迷信”之形成。这是笔者所见到的最早从学理上用本土语汇系统讨论“迷信”根源的文章，根据《新民丛报》在辛亥前十年间对中国思想界的深重影响，至少可以肯定的是，这篇译自日文的“信仰”专论经由了中国新知识群体的广泛阅读。至于阅读所产生的影响以及对其原有知识基础、思维习惯的化约程度，虽没有直接证明，但从“迷信”一词在此后数年间迅速在各类论述中频繁出现的结果反观，新名词的引进与传播起到了无可置疑的重要作用。 “迷信”一词出现于现代中国的历史叙事，除了东邻日本这一来源之外，西文翻译也是一个可能的来源。然而笔者所翻阅的史籍，从早期来华传教士的中文著述，到19世纪后半期在中国广泛传播的西学书籍，并且包括《万国公报》、《教会新报》等在内由传教士所办中文报刊，其中大量针对中国民间信仰所发议论，大多使用“淫祀媚神”、“怪诞不经”等语，亦有“妄信”、“愚迷”等指斥，但并未见有“迷信”的用法。而中国早期深受西方影响的维新思想家，诸如王韬、郑观应、陈虬、何启等人有关风俗、信仰改良的著述中，也未有提及“迷信”之处。而严复在翻译西学名著期间，迟至1904年才开始使用“迷信”一词。综合上述理由，加以上文所举各例的佐证，基本可以肯定，“迷信”一词是19世纪末由日文转译，经由留日学生、维新思想家的写作及其论著的广泛传播而逐渐普遍于汉语语汇的。“迷信”一词在使用于汉语本土语汇之初，常与“宗教”连用，泛指与理性主义相悖的信仰世界及心理状态，并不是后来成为的对大众宗教信仰及其仪式实践的专指，它所指向的意义同日后“迷信”一词成为精英主义论述传统专门针对民众精神世界的申斥尚未类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