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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已故著名学者钟敬文先生是我国民间文艺学与民俗学研究的学术泰斗，这篇遗作撰写于2000年中，曾被译成日文在域外发表，产生过较大影响。文章就口承文艺在社会文化史、社会伦理上的价值问题及其艺术表现魅力等方面，发表了精辟见解，论证了口承文艺在民俗学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性。 关键词：口承文艺；民俗学；民间文学 一、新的现实形势要求新的理论回答 当我正执笔为口承文艺在民俗学研究中的位置作辩护的时候，心头忽然想起一件学术上的往事。 20世纪70年代末，我们在被“四人帮”残酷捣毁了的学术殿堂的虚墟上，努力恢复固有的学术秩序，并准备进一步催促它的繁荣。作为我们努力的具体目标之一，是迅速为全国各地培养更多的和富于学术水平的教师和干部。我们高校民间文学教师进修班在暑假中，开办了一个民间文学讲修班，招收的学员，除高校教师外，兼及各省、市民间文艺研究会、地方的研究院和报刊有关专业的编辑人员。在该讲习班的特别讲演中，我作了一个题为《民间文学与民俗学》的讲话。内容是：民俗学的概念、性质、特点，及它与口承文艺的关系。其实，这仅是这个学科的一些基本常识。 我当时为什么要作这样的讲话呢?因为有着现实的迫切需要。在这里，我必须简单回顾一下我国现代性质的民俗学的历史。这个学科在我国学界的发端，是在 “五四”前后的新文化运动时期(1918年)。倡导者是当时北京大学文科的九位教授，具体的活动，是发起“征集近世歌谣”和在北大日刊上刊载“歌谣选”。从那以后，这个学术活动又在南方另一所大学及民间知识界继续发展起来。到我讲话的1979年，时间已经过去六十多个年头了。但是，因为学术进程中间的曲折，我认识到有对中国青年学者讲述那学科的“基本常识”的必要。主要是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民间文艺、民间艺术虽然颇受到扶植，收集和研究事业有一定的成绩，但是，民俗学的其他部分的事项，却被冷落了。民俗学，作为一门学科，在那时候是没有学者敢于公然提到它的。“四人帮”刚倒台后的那些年月，有些青年学者尽管对这门学科心向往之，但在知识上却所知甚微。在这样特定时刻，我不能不重新去讲述那些“基本知识”。 天公不负有心人!经过那些讲习的新启蒙运动之后，有些地方的青年学者，热心地响应我们恢复民俗学的倡议，纷纷建立组织(民俗学研究小组、地区民俗学会等)，并出版有关刊物。而经两三年的酝酿，在1983年，一个全国性的新中国民俗学会就在北京成立了! 这段故事，现在已经成了历史。但是，它在我国民俗学进程中的作用是值得瞩目的。虽然它跟本文所要解决的问题性质不同，但是，在学坛新形势下向我们提出新的理论问题这一点却有些类似。我开始执笔时会联想到它的原因也正在这里。现在我把它作为本文的“楔子”吧。 “四人帮”被推倒后，我们的学科恢复了生机，它得到迅速发展的机会。二十年来，各省、市相继成立了独立的地方民俗学会，或在固有的民间文艺研究会(现改称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兼从事民俗学工作。有些省份，连县、市或“地区”也成立了同样性质的机构，从事搜集、整理、研究等工作。中央的中国民俗学会，自从创建以来领导班子已经照章改选了四届。前后开设过几次讲习班和学术研讨会，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专业人员，出版过多册民俗学研究论文集及十册会务通信。 自80年代以来，国内许多高校开设了民俗学或民俗史的课程，都颇受大学生的欢迎；特别是许多培养外国留学生的高等院校，民俗学成为必设的课程，也为学生们所感兴趣。从1998年起，我国教育部调整高校课程，把民间文学学科仍保留在中文系，又新添了民俗学，把它作为社会学的二级学科。从此全国各高校更纷纷向教育部申请授权建立培养民俗学硕士的学位点。跟各高校原有培养民间文学硕士研究生的学位点合在一起，这种培养点为数已经不少了。被教育部授权培养民俗学博士学位点的高校，过去只有北京师范大学，现在已经扩展到新疆大学、中山大学等高校。这些情况对我国今后这方面学科专业人才的增长，无疑将起到急速推动的作用。各省、市的民俗博物馆的设施，近来也在不断扩展、加强。80年代只有山西、天津、南京等处有此种机构(有的还与历史等合在一起)。近年不但数量有所增加，质量也有所提高，并且刊行了具有较高质量的专门民俗学图书馆刊物。 至于这方面理论研究及出版情形，就更有些使人惊叹了。在80年代中期，由文化部、民族事务委员会及民间文艺家协会合力主办的民族民间文艺十套志书、集成的伟大文化工程，多年来，经全国有关学者及无数地方文化干部、中小学教师的竭精尽力，到现在已经取得巨大成果——出版了百余巨册，其余各卷也在迅速定稿和准备付印中。这是中华各族民众传承文学、艺术的一次大汇集、大整理，也是当前我们学术界所从事的万里长城式的一件文化工程!这种成果，受到全球各国有关学界的重视和称赞。此外，还有些学术性与普及性相结合的丛书，如“中国民间文化丛书”、“中华民俗丛书”等，也相继刊行，使民俗学的知识得以广泛传播于一般读书界，本学科各种专门性的讨论会(包括国际的学术讨论会)相继召开，影响深远。讨论及著作的热门主题，有国际性的萨满教及起源较早的傩戏等。而同样比较热门的著作，则有少数民族的传统史诗、古典兼民间的女娲神话等。其中有些研究成果，取得了突破性的收获。 与本学科对外频繁的交流活动同时，我们对于外国有关的理论、学说的译述、介绍，也远远超过旧中国时的状况。新时期以来，我们不仅评介了时代较近的外国民俗学理论著作，如汤普生故事学、列维-斯特劳斯的神话学、考斯勒的象征主义、荣格一派的心理分析……都有学者们不同形式的译介；就是那些产生在19世纪的人类学、民俗学的古典名著，如泰勒的《原始文化》、弗雷泽的《金枝》|(简本)，也都有了译本。这些著作，正在为中国年轻的学者所瞩目乃至于认真运用。 从以上简单的叙述中，可以约略知道，中国自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在民俗学学科方面有着怎样进展的情形。但是，这只是事实的一方面(虽然是重要的一方面)。在另一方面，它还有着种种缺点和不足之处。例如专业工作人员(包括高校的教师)的本学科的知识和辅助学科的知识，都有待于充实、提高；又如对资料的收集、整理和研究的活动，往往缺乏应有的统一性，各自为政，不相通气，造成浪费人力物力现象；有些学术研讨会的召开目标不明确，或缺乏充分准备，使与会者感到所获甚微。这些缺点或问题，都是值得警惕并认真改正的。在这里我要特别提出的是另一个问题，那就是——在民俗学研究中，口承文艺是否应该削弱?这个问题的提出，当然是有针对性的。下面请让我简述一下目前学界的形势和我们申辩的主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