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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看我国这方面的历史经历。大家知道，中国现代性质的民俗学，是起源于20世纪第一个十年之末(1918年)。当时新文化运动已经开始。北京大学文科的一些教授，发起征集近世歌谣，并在学校日刊上选载这些歌谣。稍后成立歌谣研究会，创刊《歌谣》周刊。该刊前期所载资料及有关理论文章，都是歌谣资料和有关论文、随笔。后扩大刊载内容，旁及故事、民俗等。该会又出版过歌谣丛书(包括“歌谣小丛书”)，所刊如顾颉刚的《吴歌甲集》、董作宾的《看见她：一首歌谣的整理和研究》。后来，顾颉刚、董作宾、容肇祖和我，在广州中山大学创立民俗学会(它是该校“语言历史学研究所”的一个机构，并非一般独立性质的学会)，首先刊行的机构刊物，它的名称就是《民间文艺》(周刊)。后来，因为嫌它内容太窄，改为《民俗》(周刊)，但是，所载的民俗资料，大都仍是口头文艺作品。特别要指出的是该会先后刊行的民俗丛书近四十种，其性质大都是资料集；而这些资料集在学术分类上也大都属于口承文艺范围。30年代初，我和友人在杭州创立中国民俗学会，刊行定期刊物及丛书，情况也与中山大学的相近似。 从上所简述国内外民俗学书刊等历史情况看，它的收集、研究内容，是与口承文艺密切相关、血肉相联的。它的产量的丰饶和内容、形式的优越，我们今天乃至以后的一些时期的民间传承研究(民俗学)，如果不是甘愿走那僻径小道，就不该削弱或淡化对口承文艺这种正当对象的研究(这是对民俗学整体的研究说的，至于个别者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选择民俗对象的某些部分去进行研究，那是另外的问题)。因为不管从哪方面说，像口承文艺这样深广地反映着我国民族成员的生活和心灵的民俗资料，在民间传承的研究中是不允许不予以重视的。 现在，国内有些学者对于口承文艺在民俗学研究中的位置予以轻视或感到困惑的原因，在我看来，主要是由于他们对于上文所述的那些事实、道理缺乏认识所致。当然，当前国内社会学、社会文化人类学等一时势头强劲，是造成那些学者对民俗学研究的某些方面失去信心或感到惶惑的外在因素。但我以为，如果那些学者对口承文艺的各方面有比较深入的理解，如果他们了解社会学、文化学等学科与民俗学和口承文艺学的差别与关系，那么，他们的消极或困惑是可以解除的。从另一方面说，他们正应该利用这些相关学科的理论、方法和资料去加强和深化他们对民俗学中的口承文艺研究的力量和成果。相关学科的存在和发展，往往可以成为某些学科的诞生或发展的有益助力，而不一定是使它受到削弱或任其消亡。 总之，我希望目前中国学界，许多与民俗学有关的学科兴起，不要成为削弱民俗学固有疆域的消极力量。反之，应成为激励它在原有的基础上更加强固、更加发展的学术友军。这不但是必要的，也是完全可能的。 最后，我要坚定地说，中国的口承文艺是中国传承文化海洋中，乃至于世界传承文化海洋中的宝岛。它在我国民俗学研究中的位置是牢固而且不能移易的! 2000年初秋，于京郊八大处 【标题注释】本刊在国内首发钟敬文先生的这篇遗作，以此纪念这位德高德重的著名学者。 【作者简介】钟敬文(1903-2002)，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原文出处：《文艺研究》2002年04期，7～13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