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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就龙的形象看，即使出现时间相对较迟的龙的形象或造型，其中最早者，也不晚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如1987年在河南省濮阳西水坡仰绍文化早期遗址发掘出土的龙虎堆砌蚌画，时在距今6000年前；1971年在内蒙古三星他拉遗址发掘出土的大型碧玉勾龙，龙体卷曲呈“C”形，也距今5000—4000年左右。至于有史以来，春秋战国时期的曾侯乙墓漆画上的龙，西周以降的大量青铜器和汉代的画像石等的龙纹和龙造型，那就数不胜数了。而今人所见的龙，在外形上与古龙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成为具有多种动物特征的虚构的“四不像”。学界有“三停九似”之说：三停，即“自首至膊，膊至腰，腰至尾，皆相停也。”九似，即“角似鹿，头似驼，眼似鬼，项似蛇，腹似蜃，鳞似鲤，爪似鹰，掌似虎，耳似牛。”（《古今图书集成》引《尔雅翼》）而争论的发难者，显然忽视了龙的观念和形象的漫长的演化过程，他所看到的，只不过是、或强调了封建社会晚期的帝王们制造的或上层文化塑造的那些显示着“霸气”的龙的观念和形象。 尽管海内外的华人无不声称自己是“龙的传人”，也许是近代以来才形成的共识，但龙作为中华民族的象征，为华人和世界所认同已是历史的定论，今天也是不可更易的。至于风波的发难者拿英文中的dragon的含义中的“凶猛残忍，咄咄逼人，充满霸气和攻击性、挑战性”来加诸于中国龙身上，从而要求罢黜历史上形成的龙作为中国象征的地位，真是匪夷所思。要指出的是，这个问题，其实并非本次争论的发难者吴教授的发明，现任教于哈佛大学的阎云翔教授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指出：“笔者一向坚持认为中国龙既不是西方的毒龙（dragon），也不是印度的那伽（naga），三种神异动物不可混为一谈，也不宜采用一个名称互译（如汉译佛经将naga译作龙，不少英文著作将龙译作dragon）。”（《试论龙的研究》，香港《九洲学刊》1988年第2卷第2期；又见马昌仪编《中国神话学文论选萃》，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4年。）这个意见早已为国内外神话学界所认同，为什么专事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工作的吴教授竟然视而不见呢？所谓西方国家（当权者们）的“惧中症”，那是他们中的极少数不了解中国的人造出来的幻影，即使他们对中国真有所恐惧，那么他们恐惧的，恐怕是我们国力的富足和强大，而非中国的象征形象——龙，我们能在西方的政治偏见面前，改变我们的形象去曲意迎逢吗？作为学者，我们也大可不必一相情愿地把外国的凶猛残忍、富有攻击性的dragon与中国龙相提并论，更不必将其移植到中国龙身上，以自造的幻影吓唬自己。否则，岂非庸人自忧之？ 2007年1月3日 （发表于中央党校《学习时报》2007年1月8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