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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晓斐]现代性与民间传统的互动*——以河南省路村“院”、“庙”为例(3)

http://www.newdu.com 2017-11-07 开放时代 2010年第4期 李晓斐 参加讨论

    那么,被官方归入封建迷信的落后文化之列的关帝庙又是如何被村民表述的呢?关帝庙对路村村民而言意味着什么呢?对于路村村民而言,关帝庙首先是他们共享的一段集体性的历史记忆。在田野调查中发现,有关路村关帝庙的源起虽然很少人能说得清,但对于关帝庙的一系列“故事”或传说,却经过一代代口耳相传,村民几乎全部耳熟能详。其中最为村民所熟知的一个故事是:
    路村寨建起之后不久,有位湖北人一路查询给路村寨送来四门“汉阳造榆木喷”大炮和数门小炮,但路村村民并没有人曾去购买大炮,众人纳闷之际,湖北人说:“是一位红脸大汉所购,并让送至河南K乡的路村寨,此人身材魁梧,高约丈二,气度非凡。”但众人回想寨内所有民众并无此模样之人,待众人到庙内查看,只见关公神像大汗淋漓,一副劳顿而归之状,方恍然大悟:果然是关爷显灵,佑我村民。自此关帝庙香火日盛。
    路村村民的关帝庙的故事和记忆,贯穿在路村的每一段历史时期,并经过一代代村民的口耳相传一直存留至今,而且,这些记忆在关帝庙重修的大背景下得以彰显和运用。这一事实正好呼应了哈布瓦赫(M. Halbwachs)的观点,集体记忆是对于过去回忆的重构,而且“只有那些在每个时期的社会中都存在,并仍然在其现在的框架中运作的回忆才能得以重构”。{13}另一个可以做比较的例子是在甘肃省大川村,对孔庙的历史记忆在村民生活中发挥了深远影响,并最终促成了孔庙的重建,同时历史记忆又在以孔庙为中心的活动中被表述和传达。{14}就路村的个案而言,关帝庙的历史记忆对于村民生活的作用程度等问题尚需进一步调查,但很明显地,对于关帝庙的集体性历史记忆及其相关“故事”的讲述已经成为路村村民精神生活的一部分。
    此外,关帝庙也是普遍存在于路村村民之间的“行善积福”、“因果报应”等道德观念的体现和产物。“福”的观念广泛存在于中国社会,王铭铭对中国农民“幸福”观念的一项研究中指出,“幸福”观念是一种意识形态和自我技术的结合,是个人与社会、自我权力与社会权力的互惠得以实现的载体;{15}赵旭东进而指出,作为一种社会存在物,还应注意到“福”的概念对人生活的支配作用。{16}路村村民“福”的观念的一个具体表现是,对“行善积福”、办好事得好报的“因果报应”等道德观念的认识与广泛存在,而修村庙又会被村民视为最大的好事和善行,能修来最大的“福”。此外,这种修庙积德的观念又被一些广为传诵的故事所强化,其中的一个故事是:在距路村不足一华里的毛村,十几年前,一位曾经做过很多恶事的村民克服重重困难一个人把毛村的奶奶庙重建起来,这样的善行把他年轻时的罪过免掉了,最后活到了80多岁而且没有痛苦的得以善终;而一个相反的故事是:解放后,破除封建迷信运动中亲自砸毁关帝庙神像的两个积极分子,后来一个在河里洗澡时突然口吐白沫得“羊羔疯”(即癫痫病)死了,另一个也出事故残疾了。可以说,对于路村村民而言,关帝庙即是这一观念得以具体化的一个载体,同时关帝庙的长期存在以及在毁坏多年后又被重修,也正是这一道德观念支配和影响下的结果。
    希尔斯(Edward Shils)在《论传统》中指出,社会中的传统诸如一系列象征符号、思想观念和客观物质等等,往往被人们赋予了神圣的或超凡的涵义,从而产生对人的行为具有规范作用和道德感召力的克里斯玛特质。{17}这种神圣性在路村关帝庙中同样存在,对于路村村民而言,关帝庙上的东西都有“神气儿”,一块砖头也不能往家里拿。村民告诉笔者:“以前庙上有个石头板儿,一位不知情的村民拉回家做桌凳,之后家人就经常生病,后来知道是庙产后赶紧烧香送回庙里,才得以康复。”
    不仅如此,关帝庙还承担着路村村民与神的相互交流{18}、以及人与神之间互惠性交换的重要作用{19},村民带着贡品祭拜关帝,而关帝则保佑村民和满足村民需求而给以回报。在旧社会,关帝庙就被作为天气干旱时祈得雨露的有效途径。{20}正是由于历史上一系列“显灵”事例的口耳相传,村民对关帝庙的“神性”和灵验深信不疑,而且这种互惠性交换一直持续到当下。在2009年阴历六月十五关帝庙上香的日子,笔者观察到,仅仅一个上午,到关帝庙上香许愿,祈求生意兴隆、考大学或生儿子的村民就达二十余人次。由此可见,除了精神世界的关怀外,关帝庙还作为解决村民实际痛苦与困难的一种途径,内化为村民日常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综合上述考察,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作为村庄内生性的事物,长期以来,被官方视为迷信的关帝庙,对于路村村民来说,意味着一段集体性的历史记忆和地方认同的标示,以及积福行善的道德观念的表达载体和解决困难满足需求的一种途径,对于路村村民的日常生活具有深远的意涵。正如范可所指出的,新中国成立以来,包括祖先崇拜、民间信仰等地方知识在内的民间传统实际上从来没有从农民社会中消失,尽管经过多次政治运动,它们仍然存留在普通大众的意识与表达中。{21}在这种表达下,特别是1978年后,随着国家政治权力及意识形态控制从农村的日益淡出,路村村民公开进行了一系列民间传统的实践,主要有路村“麦货会”{22}的兴办、路氏祠堂的修建、《冉氏家谱》与《路氏家谱》的编纂以及关帝庙的重建等活动。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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