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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在“神话研究”这个总的题目下，我与杨利慧有许多一致的立场和观点。比如我那本《神话何为》的副标题是：“神圣叙事的传承与阐释”;[1]而杨利慧的这本新著，讨论的核心话题正是“现代口承神话的传承与变迁”。因此，无论传承意味着变迁，抑或阐释本身就是传承，至少，“传承”是我们共同选定的神话研究的关键词。当然，我们之间在神话观念上的差异也因长期的共事而彼此了然于心。我一贯坚持(经过重新阐释的)现代神话学的经典性表述：神话就是真实性、神圣性的信仰叙事;[2]而杨利慧则有《神话一定是“神圣的叙事”吗?》一文对此提出质疑和反思。[3]但是，尽管我们之间的观点有一定的差异，我仍然要承认，杨利慧言有所据。而且在经过了长时间的思考之后，我发现，我们之间的差异并没有我最初想象的那么大，而只是因为我们思考、认知神话的不同维度(现象的经验实证维度和人的本原性存在的纯粹思想维度)而已，甚至，这些差异也是能够相互促进、相互补充的，却并不构成实质上的对立。 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现代口承神话的民族志——以四个汉族社区为个案》是杨利慧主持的一项研究课题的最新成果。十年磨砺，铁杵成针(真)，而在本书即将付梓之际，杨利慧希望我能够为她(和她的学生共同完成)的这本新著写一篇序言。我想，明知我们之间的不同观点而仍然坚持于此，那么，杨利慧希望于我的一定不是单纯的赞美——尽管这样的赞美是必不可少也理所应当的，因为面对这样一本认真之作，首先就由不得你不心生敬意——更是中肯的学术回应，包括从不同的学术立场对同一个学术问题的相互辩难。 我之所以答应为眼前的这本新著撰写序言，还有一个难以推辞的理由，就是我曾经参加过本书的几名作者——杨利慧指导的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当年的论文答辩会。从2000年到2006年，在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张霞、徐芳、李红武、仝云丽，追随他们的导师，跟踪神话现象的现代传承，所到之处有：重庆、陕西、山西与河南。其间的甘苦，凡从事学术研究(尤其是田野研究)这个行当的人都能悉心领会，此处不必多言。然而，正如杨利慧对我说过的，对她(他)们这个学术团队十年来的努力与追求的前前后后，没有人比我更了解了。所以，我的确应该把我在第一时间的感想笔录下来，为本书的读者提供一个或可参考的阅读视角。 二 我已经说了，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本认真之作，我之所以用“认真”二字说之，我的意思是：除了写作的态度，本书的作者还对神话学的一个学术方向(或学术领域)，给出了自己深入的思考(没有认真的态度也是做不到的)。而这个学术方向的重要性，至今还没有得到世界各国的神话学者的普遍认同。退一步说，即便这个学术方向已经得到神话学者的普遍认同，该学术方向在理论上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也还没有得到充分的论证。这个学术方向就是杨利慧在本书的书名中所揭示的：现代口承神话。 在“现代口承神话”这个命题当中，“神话”当然是主词。所谓“主词”，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乃是其他一切东西的基础，而其他一切东西或者是被用来述说它们，或者是存在于它们里面”。[4]与“神话”相比，“现代”和“口承”这两个词语，显然属于亚里士多德所说的，被用来述说主词(这里就是“神话”)，并存在于主词(“神话”)里面的东西，我们可以暂时称之为“副词”。 但是，“现代”和“口承”这两个表面上看起来是副词的定语，实际上并不仅仅是副词，因为这两个词语特别是其中的“现代”二字(我们暂时搁置对“口承”的词性解读)，从相反的方向关联着神话学自诞生以来的一个基本判断：神话是以人的原始思维或原始心理为基础的信仰-叙事的行为现象。[5]于是，当杨利慧强调神话的现代存在时，她已在试图用“现代”这个词语参与对神话学的经典判断的修正。所以我说，“现代”这个词语在杨利慧的命题当中，已不仅仅是一个作为副词的定语，“现代”这个副词、定语实际上是与“神话”并列的主词，是“现代神话”这个合成的主词当中的一个须臾不可分离的成分。 然而，“现代神话”这个命题仍然可以包含多种可能的规定，至少包括：其一，神话作为传统的信仰-叙事行为现象，经过功能的转换而(仍然作为现象)存在于人们的现代生活语境当中;其二，神话信仰-叙事是人的本原的存在形式或实践方式，不受历史时间、社会-文化空间形式的生活语境的条件限定，但构成了任何时代的生活语境下神话现象的先天基础，而“现代神话”正是作为人的本原性存在的神话在特定时代的生活语境中的显象。以此，“现代神话”(以及任何时代的神话)就可以在两种不同的思路中得到阐释;但是，无论我们从哪条道路接近神话，或者是作为人的存在现象的神话，或者是作为人的本原的存在形式或实践方式的神话，“现代神话”的命题都已经参与了神话学的基本问题(神话是什么)和神话概念的经典定义(什么是神话)的重新思考。 “现代神话”的命题，是我和杨利慧之间的公约数，我们都拒绝诸如“现代社会中的神话现象是已经丧失了社会-文化功能的历史遗物”的说法，而是坚持神话现象在现代人、当代人中间的多种功能性存在(尽管不一定都是信仰的功能性存在)，进而坚持神话学可以成为一门现代学、当代学的立场，[6]即希望神话学能够成为一门于人的历时(现时)性的存在现象，甚至共时性的存在方式有所言说的学科，而不仅仅是“发思古之幽情”的学问。“现代神话”的命题体现了中国神话学者对人的存在的现实关怀乃至终极关怀。而我们眼前的这本《现代口承神话的传承与变迁》为表达中国神话学者的对于人的存在的深切关心，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正如杨利慧在《总论》中所言，本书探讨了一些以往的神话研究很少关注的问题，这些问题是： 在当代中国，神话是怎样在一个个特定的社区中生存的?它们扮演着何种角色、担负着何种功能?是哪些人依然在讲述神话?那些保有和传承着神话传统的人们是如何看待和理解神话的?讲述神话对于他们的生活具有什么意义?神话如何在具体的讲述情境中发生变化?这种变化与讲述人的经历、记忆、喜好以及听众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中国现代社会的巨大变迁给神话的传承造成了怎样的影响?神话在社区文化的复兴与重建过程中扮演着哪些角色?……我希望通过对这些基本事实的考察和初步的理论分析，进一步打破神话研究领域存在的时间区隔，深化对现代口承神话的研究，充实中国神话研究的薄弱环节，填补其中的空白，并对世界神话学作出新的贡献，同时，也使中国神话研究摆脱总是“向后看”，与“古老”、“遥远”、“逝去的传统”相联结的羁绊，转而关注当下的社会和文化生活，并从神话学的独特视角，积极参与到与当代更多学科的对话当中。[7]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