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兰州报恩寺、报恩寺慈善功德会为玉树地震灾区举行赈灾祈福法会现场。 资料图片 当代中国宗教学已成为被人们普遍关注和重视的人文、社会科学中的重要研究领域。它从开创到成熟，从敏感意义上的“险学”到蓬勃发展的“显学”，形成了许多研究热点和发展热潮。 2010年，《宗教周刊》理论版一如既往地追踪学术前沿，关注热点讨论，为政界、教界、学界搭建沟通平台，并形成了良好的互动。岁末年初，本版盘点年度十大宗教学观点，让我们再次体悟中国政界、教界、学界的有识之士对宗教的敏锐观察、集中思考、深度分析以及现实关怀—— 缘起论：全球和谐共生的佛学理论基石 全球化给世界带来了历史性的变化——全世界进入了相互依存的时代。这个时代，人类面对的各类全球挑战，凸显了缘起论的重要性。因而，阐扬缘起论是当代佛教重要的历史使命。 方立天在901期《当代佛教要重视阐扬佛教核心思想“缘起论”》一文中认为： 当前，在全球进程中，全世界已经进入了相互依存的时代。面对经济危机与复苏、气候变化与减排、流行性疾病的扩散与防治等全球性的挑战，需要国际间通力合作，这就凸显了佛教缘起论的重要性。缘起论是佛教对于宇宙存在的基本看法，即是说宇宙万事万物都处在一定的因果联系之中，并随着因果联系的变化而变化，是佛教世界观的理论基石，也是区别于其他宗教哲学派别的思想标志。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佛教缘起论为世界相互依存提供了重要的哲学根据和理论支撑。 阐扬缘起论学说是当代佛教的重要历史使命。今后，我们应加强从缘起的一般意义去阐述人类社会哲学的理论基础，阐述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地区与地区、人类与自然之间相互依存的世界观。从而在人们内心确立正知正见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社会和谐、世界和谐。 同时，在中国，佛教阐扬缘起论时可以吸收儒家和道家的相关理念，如和为贵、和而不同、同则不继、与天地参、天人合一等理念，来充实、丰富自身的学术，以发挥缘起论学说的更大效益。 中国的民族国家模式是“多族多教一国” 中国古代社会的多神信仰以及统治者推行的多元包容的宗教政策，有利于中华各民族形成多元的民族认同。生活在中华大地上的各个民族，都认可以儒、释、道为核心的中华文化。当近代中国受到帝国主义列强侵略时，中华各族人民不是走向分裂，而是团结一致，共同反抗侵略，并使中华民族不断从自发走向自觉。 张践在943期《中国“多族多教一国”的民族国家模式》一文中认为： 在近代以前，中国虽然没有出现“中华民族”的清晰概念，但是作为复合性民族基础的中华文化已经形成了。到了近代，这种由于多元宗教信仰形成的多元民族认同，自然地演变成了多层次的民族认同，即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成员，既认同自己的支系民族，也认同上位的复合民族。 具有多元宗教认同和多元民族认同的复合性民族“中华民族”的存在，就成为“多族多教一国”民族国家模式得以形成的深厚文化基础。在中国民主革命的过程中，无论国民党还是共产党，虽然都深受当时强势的西方文化的影响，但是在建立民族国家的关键时刻，都始终坚持“多族多教一国”的民族国家模式。 从民族宗教学的角度着眼，保证各族人民宗教信仰的自由，是保证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团结统一的重要基础。 宗教文化的多样性是我国民族地区社会变迁中不可忽视的因素 中华民族是具有多元因素的整体，我国民族地区宗教传统文化具有多样性已经是不争的“公理”。历史发展的轨迹、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文化的传承与变异、价值观念同质与异质的交融，不同民族的通婚交往、日常生活的互助交往和生产劳动交往等，是我国民族地区宗教文化多样性的基础。 何其敏在925期《我国民族地区宗教文化的多样性》一文中认为： 在我国民族地区，宗教文化的加入使得民族成为复杂的文化复合体，而非单一的民族文化，或者纯粹宗教文化的群体。因而，要对宗教文化的凝聚力和排他性加以正确引导。 鉴于我国民族地区宗教文化的多样，要以多样性的宗教文化为基础，引导“神道设教”的内容；要将人文理念带入民族工作，通过对少数民族精神关怀的重视，增加决策的预见性，同时应注重对少数民族深层文化的保护和文化生态的平衡；要在对不同民族文化关系的处理中，调整国家的位置；要从多个视角深入观察、研究具体的宗教文化，并通过政府引导民间力量，有意识地推动各种张力向着有利于社会发展的方向发挥作用；不可低估宗教在社会公共领域中的作用、它的社会动员能力以及它所提供的社会资本。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