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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三十年民间信仰的发展，是与其他宗教在共同的时间和空间中同步发展的。这次调研活动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充分发挥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多学科的优势，除从事民间信仰研究的学者参与调研外，从事佛教、道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专业研究的学者也一并参与了调研，并从各自的学术背景出发，对社会转型期民间信仰与其他宗教的关系进行调查与研究。唐晓峰的调研报告《江南垟仙居村的基督教及其民间信仰特征》[62]，通过对一个村落基督教现状的细致观察，就乡村基督教的发展及其与地方民间信仰的关系进行探讨。王宇洁、李维建、晏琼英等《义乌伊斯兰教调研报告》[63]，对义乌市伊斯兰教民众从无到有的过程进行考察，并就伊斯兰教的发展对地方经济文化及其民间信仰的影响提出了建议。 在对于当代民间信仰的调查和研究过程中，如何认清民间信仰的本质，对民间信仰进行理论层面上的界定，从而为民间信仰的科学发展和进行有效管理提供理论依据，是学者和政府有关部门共同关心的问题。金泽在《关于“转型时期民间信仰的地位与作用”的几点认识》[64]一文中，较为详细地介绍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者与浙江有关部门及其学者进行当代民间信仰现状调研的背景，并在全面总结这次调研成果的基础上，对有关理论问题进行思考。金泽认为，民间信仰是一种历史悠久且当下活跃的宗教文化形态。把民间信仰作为一种宗教形态来看待，具有有两层含义：一是说它本质上同其他宗教形态一样，具有“宗教性”，即执著对神圣、神祇或超自然存在的信仰，并有相关的崇拜行为，这使之不同于其他的民间文化形态；二是说它与其他宗教有形态上的不同，这种不同构成了它与众不同的特殊性。对于民间信仰的属性问题，金泽提出，我们不应该阈于传统的“宗教”与“民俗”二元对立的基础上，在面对丰富多彩的民间信仰文化现象时，我们完全可以把“宗教”与“民俗”当做民间信仰的两种文化属性来看待，把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民俗信仰事象，按照其属性特点进行研究。之所以说民间信仰既具有民俗性，又具有宗教性，首先是合乎实际；其次，不同的民间信仰形态（或现象）在民俗性与宗教性上具有不同的比重或分量，如果我们把诸多现存的民间信仰形态排成一个谱系，那么有些形态的宗教性较强，有些形态的民俗性较强；第三，就是同一个民间信仰形态，它的民俗性与宗教性的比重也不能一概而论，虽然在行为上看是在做同样的事情，但时代不同了，宗教意味也不一样了，甚至同样的行为在不同的地区或地点，民俗与宗教的比重也大不相同。对于当代所谓民间信仰“大复兴”（有人则称之为“死灰复燃”），金泽指出，我们要充分认识到当代中国民间信仰的存在与发展，已不同于传统社会的时代。它的外部环境（与政治、经济、文化、城市化进程、人口素质的互动）已不同于以往。其内部的结构与整体的功能也不同于以往，而且还会随着社会转型，其发展也不同于现在。当代民间信仰是一种文化建构和文化的再生产，未来的民间信仰如何发展，在整个社会的发展中起什么作用，既取决于传统，亦取决于我们这一代的作为。金泽认为民间信仰的研究对于宗教学理论的发展是个难得的机遇，在对中国民间信仰事象进行大量调研的基础上，有希望将普遍理论与地方性知识相结合而形成若干“中层理论”（或理论模式），从而对宗教学理论的发展有所贡献。 当代民间信仰的调研是一个新的课题，在理论和方法等诸多方面，都需要进行全新的探索。同时，民间信仰问题涉及面广，敏感度高，民众存在戒备心理，干部存在认识上的不足，在调研的同时，还必须结合相关实际问题，做好理论知识的普及工作，有时甚至还需要对群众和干部做好解释工作。因此，当代中国民间信仰的调研任重道远。 （原载金泽、邱永辉主编《宗教蓝皮书——中国宗教报告·200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表时有删减。) ＊叶涛，法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民间信仰、民俗学理论与区域民俗。 [1]章寿松主编，陈顺宣、周耀明、徐杰舜编写：《金华地方风俗志》，金华，浙江省金华地区群众艺术馆，1984。 [2]除《金华地方风俗志》以外，该丛书目录中，还有《金华风俗志》、《武义风俗志》、《永康风俗志》、《磐安风俗志》、《东阳风俗志》、《义乌风俗志》、《浦江风俗志》、《兰溪风俗志》、《龙游风俗志》、《衢州风俗志》、《江山风俗志》、《常山风俗志》、《开化风俗志》。 [3]钟伟今主编：《湖州风俗志》，湖州，浙江省湖州市群众艺术馆、湖州市民间文艺研究会（筹），1986。 [4]浙江民俗学会：《浙江风俗简志》，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5]浙江省民间文艺家协会选编：《浙江民俗大观》，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 [6]叶大兵著：《温州民俗大全》，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 [7]舒启华、朱珮瓅、施怀德主编：《婺州民俗大观》，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7。 [8]绍兴市文联编：《绍兴百俗图赞》，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7年。 [9]政协浙江省苍南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苍南风土》（苍南文史资料第二十二辑），2006。 [10]叶大兵主编：《中国民俗大系·浙江民俗》，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 [11]丁世良、赵放主编：《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 [12]王秋桂主编：《民俗曲艺丛书》（83种），台北，财团法人施合郑民俗文化基金会。 [13]姜彬认为，吴越地区地处长江下游，它的地望历史上有过一些变迁，现在包括江苏的南部（除南京和镇江之外）、浙江和上海的全部，人口约占全国的百分之八，是我国第二大方言区。参见姜彬主编《吴越民间信仰民俗——吴越地区民间信仰与民间文艺关系的考察与研究》，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出版，第3页。 [14]姜彬主编：《吴越民间信仰民俗——吴越地区民间信仰与民间文艺关系的考察与研究》，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 [15]浙江省民间文艺家协会编：《吴越民俗》，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2。 [16]顾希佳著：《祭坛古歌与中国文化——吴越神歌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17]顾希佳著：《东南桑蚕文化》，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91。 [18]叶大兵编：《中国渔岛民俗》，温州市民俗文化研究所编印，1993。 [19]姜彬主编：《东海岛屿文化与民俗》，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 [20]徐宏图、康豹主编：《平阳县苍南县传统民俗文化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 [21]连晓鸣、康豹主编：《天台县传统经济社会文化调查》 [22]朱海滨著：《祭祀政策与民间信仰的变迁——近世浙江民间信仰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 [23]陈华文等著：《浙江民俗史》，杭州，杭州出版社，2008。 [24]叶大兵著：《俗海探微》，合肥，黄山书社，1998。 [25]叶大兵著：《俗海泛舟》，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