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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山海经》无疑是一本怪书，打开书，扑面而来的尽是些“人面的兽，九头的蛇，三脚的鸟，生着翅膀的人，没有头而以两乳当作眼睛的怪物……”（鲁迅：《阿长与山海经》）还有什么精卫填海、夸父追日、刑天断首不死以乳为目以脐为口之类，可谓千奇百怪，因此，在一般人心目中，《山海经》就是一部妖兽录、志怪集，跟《搜神记》《西游记》《封神演义》《聊斋志异》《子不语》之类志怪、魔幻小说差不多。 但是，《山海经》在形式上，却又彻头彻尾地像是一部地理书。《山经》分东、南、西、北、中五方，依次记载了数百座山的方位、道里、名称、所出河流，以及山川之中所出草木鸟兽、金石矿藏各种物产，分明是一部道地的山川物产志；《海经》则按东南西北四方，依次记述海外、大荒的山川方国，以及风土、神怪，又分明是一部疏阔的四裔志或职方志。 《山海经》到底是地理书，还是妖怪志？从古至今一直就未有定论。一开始，这本书无疑是被作为地理书看待的，先秦诸子、《离骚》《天问》言九州四裔的地理、博物，常援引《山海经》为说；《淮南子·地形训》反映的是西汉初期世界观，言神山昆仑和海外地理，几乎全篇沿袭了《海外经》和《大荒经》，可见直到西汉早期，这本书还是被当成地道的地理志。后来，北魏郦道元注《水经》、唐代李泰纂《括地志》考证山水之名，亦常引《山海经》记载为证。自从《隋书·艺文志》将之列于史部地理类之首，历代公私书目大都将之归于史部地理类。 但是，《山海经》书中，缪悠荒怪之说毕竟触目皆是，无法视而不见，因此，尽管主张此书为地理书者言之凿凿，视之为语怪之书者亦历代不乏其人。实际上，《山海经》的书名在历史上第一次见于记载，就被打上了“怪”的烙印。《史记·大宛列传》记载，张骞出使西域，回朝后向汉武帝复命，自称曾到达河水源头，其源有山，山出玉石，汉武帝“案古图书”，名其山曰昆仑。在汉武帝之前，记载河源和昆仑最早且最详细者，非《山海经》莫属，因此，他所案的古图书必《山海经》无疑。但司马迁对汉武帝以于阗之山为昆仑不以为然，因为张骞并没有见到书中记载的那些生活于昆仑之上的怪物。在《大宛列传》末尾，太史公言道：“言九州山川，《尚书》近之矣。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太史公一言九鼎，从此以后，《山海经》的出生证上就被打上了“怪物之书”的胎记，跳到黄河也洗不清了。至清代四库馆臣，《山海经》最终被摈弃于史部之外，而归于“小说家异闻之属”，称其“序述山水，多参以神怪，……然道理山川率难考据，按以耳目所及，百不一真，诸家并以为地理书之冠，亦为未允，核实定名，实则小说之最古者”。《山海经》算是戴稳了怪物之书的帽子。 但纠纷并未了结，清代考据学发达，舆地之学大盛，《山海经》因为多载山川方物，其地理学价值再次引起乾嘉学者的注意，因此，清代出现了好几种专从地理、名物角度考证此书的注疏之作，如毕沅的《山海经新校注》、郝懿行的《山海经笺疏》，二人皆力辟《山海经》为语怪之书的成见。怎奈地理学的领地，已由《禹贡》坐了老大，凡是不能契合《禹贡》的，就无法在其中立足。胡渭撰《禹贡锥指》，博采古今地理书，却对《山海经》极为不屑，称：“其所有怪物固不足道，即所纪山川，方向里至虽存，却不知在何郡县，远近虚实，无从测验，何可据以说经？”（《禹贡锥指略例》） 可见，由汉至清，《山海经》的性质和地位，一直未有定论，它到底是信而有征、据实记述的地理书，还是荒诞无稽、胡编乱造的怪物志，两说相持不下，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到头来，《山海经》这本书本身就变成了一个令人迷惑的“妖怪”：怪之为怪，妖之为妖，就在于它不主故常，难以归类，不断地出入于不同物类之间，令人难以捉摸，不可名状。《山海经》其书，游移于地理与志怪之间，无法适得其所地在现成的知识秩序中得以安顿，不伦不类，非牛非马，因此本身就是一个“怪异文本”，对于知识界，它就像一个飘荡不定、呢喃不已的魔咒，既令人不安，又魅力无穷。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