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 近世的地理大发现同时伴随着科学大发展，空间视野的拓展同时伴随着历史视野的延伸，科学之光无远弗届，在光被大地四表之同时也照亮了原本渺茫晦暗的古代历史，在为大自然祛魅之同时也为历史除魔，神灵鬼怪、魑魅魍魉不仅丧失了其在山林川泽、荒远遐域的藏身之地，也同时丧失了其在历史深处、时间源头的隐身之处，空间的异域和时间的异域都不复存在。当此启蒙主义时代，现代学者又该如何安置《山海经》中的那些怪异之物从而化解其对人类理性和知识秩序带来的困扰呢？现代学者采取了一种与前人相比貌似面目一新，实则如出一辙的阐释策略。 现代学术发现了一个较之空间和时间之异域更为莫测高深的异域空间，那就是“精神的异域”，这是一个存在于人类头脑之中的异域空间，即一个与科学的思维方式、心理结构大相径庭的精神世界，这就是早期神话学、人类学、民俗学、宗教学所津津乐道的“原始思维”。 地理大发现以及随之而来的西方殖民运动，让西方世界在发现了地理的新大陆之同时，也发现了精神的新大陆，即“原始思维”，一种非理性、前逻辑、主客不分、人神莫辨，甚至连人和动物都不能区别的蒙昧心智，野蛮人用这种思维方式理解世界，形成关于世界的种种充满谬误和幻象的认知。人类学、民俗学、宗教学、神话学这些现代人文学科的建立，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原始思维”的发现，野蛮人的故事、观念、象征、实践被打上神话、宗教、图腾、巫术的标签，被归结为原始思维的产物，成为这些学科赖以自我确立的研究对象。置身于启蒙主义和现代性格局的中国现代学者，在面对欧风美雨下变得日益陌生的传统社会和传统知识，尤其在面对《山海经》时，顺手接过了这一学说，于是那些怪异之物借助“神话”“宗教”“图腾”“巫术”的标签得以在“原始思维”这个精神“异域”中获得了新的安身之地，而全然不顾《山海经》产生的历史背景，仿佛那个诸侯力征、百家争鸣、思想学术空前发达的战国时期，依然是一个民智未开、人兽莫辨的洪荒时代。 例如，在一本时下通行的中国文学史教材中，这样解释神话、《山海经》与原始思维的关系：“神话思维是与原始先民的心智能力紧密相连的，原始先民的心智发展水平还处在一个比较低级的阶段，思维主体和客体还不能明确区分，在人和外界自然之间存在着一种互渗关系。在原始先民眼里，自然万物就和自己一样，具有活泼的灵魂、意志和情感，能够和人进行神秘的交往。因此，原始先民眼中的世界是一个充满奇异色彩和生命活力的世界。这种感受、理解世界的方法，是神话诞生的土壤”，因此也是《山海经》诞生的土壤。“《山海经》中有大量的对山神形貌的描述，它们往往是奇形怪状的动物，或兼有人和动物的形体特征，如龙首鸟身或人面马身等，这里或许含有自然崇拜或图腾崇拜的意识，反映了人类早期的思维特征。”（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现在，《山海经》怪物的滋生之地，不再是远方的绝域之国，也不再是渺茫的邃古之初，而是蒙昧的原始思维。于是，《山海经》其书从“语怪之祖”“小说之最古者”变成了“古之巫书”（鲁迅）、“神话之渊府”（袁珂）、“一部具有民间原始宗教性质的书”（袁行霈），作为一片可以据以发掘古人精神世界的遗墟，成为神话学、民俗学、宗教学的用武之地。 “原始思维”学说，较之空间和时间的异域叙事更抽象，因此更不易被证伪，时至今日，尽管它在其西方老家的学术界早已受到“反思神话学”的批判，被戴上意识形态的帽子而名声扫地，在中国神话学、民俗学界，尤其是涉及古代神话、宗教和《山海经》的解释时，仍大行其道。实际上，“原始思维”学说作为殖民主义的思想产物和学术工具，与其说是一个科学的理论，不如说是一个自我投射的自我中心主义神话：借空间异域，中心排斥四裔；借时间异域，现代排斥古代；借原始思维的精神异域，文明排斥野蛮。 其实，《山海经》本身就提供了一个自我中心神话的文本。《海外经》和《大荒经》中那些非我族类、形象怪异的殊方异类，并非海外异域实有之族类，实为战国时期的作者基于其“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异域想象而对一幅古图的误读（见拙作《失落的天书》）。《海外经》《大荒经》所展现出来的这幅遐方殊形的图景，虽属子虚乌有，但却是战国学者世界观和异域想象的形象写照，因此，这幅图景成为后世四裔志、异域志、职方志的神话原型，这些著作无一不是把异域描述为与中国大相径庭、怪异之物出没的荒蛮之地。《尚书·尧典》说舜受禅执政后，“流共工于幽都，放驩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共工、驩兜、三苗、鲧就是来自《山海经》中的四个怪物，舜将它们“投诸四裔，以御螭魅”（《左传·文公十八年》），借放逐怪物到四方，划分中国—人类与四裔—魑魅魍魉的边界，这一事件，构成了《尧典》这一华夏创世纪的重要一环，中心—边缘的二元论神话也借《尚书》的权威而得以经典化。从古至今，所有关于《山海经》怪异之物的解释，无非是延续这种“投诸四裔，以御魑魅”的神话原型，用一种“降妖除怪”咒术般的话语法术，震慑、排斥怪异之物，消除它给人的常识和理性带来的震颤。 现代神话学在其中心—边缘的二元论格局上，正与《尧典》《山海经》的异域想象一脉相承。神话学从诞生之日起就与怪物结下不解之缘或不解之“怨”，神话学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门旨在通过阐释怪物、排斥怪物以维持理性秩序的“怪物阐释学”。在很大程度上，神话学只是改头换面、升级换代了的神话而已，它们共同植根于人类理性中根深蒂固的二元结构：怪异之物作为非理性的幽灵本身就栖息在理性自身之中，理性正是通过将“非理性”识别、命名为怪异之物，才成其为理性，也正是由于理性对怪异之物的识别、命名和排斥，怪异之物才被生产和释放出来，怪物的滋生之地不是原始思维或非理性，而恰恰是理性本身。现代神话学把《山海经》怪物归因于古人的心智，在把怪物放逐到“原始思维”这一神秘的精神壁龛之同时，却并没有增进对“怪异之物”和《山海经》本身的理解，反倒是进一步强化了对怪异之物和《山海经》这本“怪异之书”的排斥与误解，与此同时，神话学还进一步把古人本身变成了怪物，变成了心智混乱、不可理喻、一脑门魑魅魍魉、群魔乱舞的疯子。按照福柯的说法，疯狂或怪异的与其说是怪物，倒不如说是制造怪物的理性、现代性和现代知识、学术与技术本身。 （本文刊于《读书》2017年10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