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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古今中外，像《山海经》这样充满内在张力的书，找不出第二本，这种内在张力，让千百年来关于《山海经》的理解，虽异义横生，却又万变不离其宗，总是围绕一条主轴而转圜，这条主轴，即“怪物阐释学”：给书中那些莫可究诘、令人困惑的怪异之物找一个说法。《搜神记》《封神演义》《西游记》之类语怪之书中的怪物，不会令人感到奇怪和困惑，因为小说作为幻设之域，本来就是怪异之物的集结之地，但是，在《山海经》中，这些妖怪却出现于一个由山脉与河流组成的自然世界中，而我们所栖身于其中的大地山川，何曾见过此等跻跻跄跄的怪物来着？因此，历代《山海经》研究者，首先面临的一个任务，就是要解释何以在《山海经》这样一个地理志的背景中，会出现这些世间罕睹的怪物？而他们的阐释策略，就是构造某种“理论”，将这些怪物屏诸“此在”世界之外，将之安置于某个“异域”，即某个与我们的世界之间存在着难以逾越界限的异界。 这个放逐怪异之物的“异域”，可以是空间的异域，也可以是时间的异域，甚至可以是头脑中的异域。 上古时期，交通未开，山川未辟，疆域未拓，大地上尚存在广袤的未知之域，人们相信，深山穷谷、远方异域是一个大相径庭的世界，其中栖息着众多陌生而奇异的生灵。《左传》所谓“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泽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两，莫能逢之，用能协于上下，以承天休”，就反映了上古时期人们对山林川泽的异物想象，大自然中栖息着众多尚未被认识的魑魅魍魉、异物怪兽。这个故事把“怪物地理学”知识的来源归诸大禹这位大地秩序的奠基者，为这种知识赋予了无与伦比的权威性，所以，这个故事就顺理成章地被古代学者拿过来，用以解释《山海经》中怪异知识的来历。刘歆《上山海经表》云：“禹别九州，任土作贡，而益等类物善恶，著《山海经》。”赵晔《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云禹“巡行四渎，与益、夔共谋，行到名山大泽，召其神而问之山川脉理、金玉所有、鸟兽昆虫之类，及八方之民俗、殊国异域、土地里数，使益疏而记之，故名之曰《山海经》”。都将《山海经》的知识来源与大禹治水联系起来。 古人相信，大地经大禹一番安排，不仅山川有序，而且人类、野兽、魑魅魍魉各从其类，各安其所，从此互不干扰。《诗经·小雅·信南山》云：“信彼南山，维禹甸之。”《大雅·文王有声》云：“丰水东注，维禹之绩。”《大雅·韩奕》云：“奕奕梁山，维禹甸之。”《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迹，画为九州，经启九道，民有寝庙，兽有茂草，各有攸处，德用不扰。”（《左传·襄公四年》）如此说来，《山海经》中那些奇鸟异兽、殊方异类也必定存在于这同一个禹迹大地，只是在那个世界与我们的世界之间，存在着一条凡人所无法逾越的界限，只有大禹及其助手伯益等曾经穿越这条界限，向世人揭示那个荒远异域的秘密，正如刘歆所云：“禹乘四载，随山刊木，定高山大川，盖与伯翳主驱禽兽，命山川，类草木，别水土，四岳佐之，以周四方，逮人迹之所希之，及舟车之所罕到。内别五方之山，外分八方之海，纪其珍宝奇物，异方之所生，水土草木、禽兽昆虫，麟凤之所止，祯祥之所隐，及四海之外，绝域之国，殊类之人。”至于凡夫俗子，则只有凭借特殊的机缘，才能对这个异界惊鸿一瞥。刘歆说汉武帝时，外国人进贡异鸟，不肯进食，汉武帝请教东方朔，东方朔一看就说出了鸟的名字和进食习惯。汉宣帝时，西汉军队攻陷上郡磻石，在一个石洞里发现一位双手反缚的罪人，不知何人，回来请教刘向，刘向说那人叫贰负之臣。东方朔和刘向之所以能认出远邦异鸟和石室怪人，正是得《山海经》之助。刘歆用这两个例子为《山海经》的地理性或真实性辩护，通过把《山海经》的怪异之物排斥于一个世人无由抵达的“异域”空间，既解释了这些怪异之物的来历，也保证了《山海经》之书作为地理学的真理性。 但是，这种将怪异之物归于空间上的“异域”从而为其存在辩护的做法很容易碰壁，一旦远行之人带回异域的真实消息，这种关于殊方异物的“知识”就会不攻自破。 张骞这个在当时走得最远的中国人从西域带回来的地理知识，证明昆仑山上并没有《禹本纪》《山海经》中所记载的那些怪物，从而导致司马迁对《山海经》地理学真理性的怀疑，从此以后，《山海经》在地理学中的地位一落千丈。魏晋时期，出现了好几部拟《山海经》体例的异域志怪小说，如《神异经》《海内十洲记》《汉武帝别国洞冥记》之类，皆借用《山海经》形式，渲染异域事物的瑰丽奇幻，虚构了海内十洲、东海仙山、昆仑五城十二楼等神仙世界，这些书与《山海经》关于四海八荒绝域之国的记述一道，成为古人想象、认知异域的重要参照，并不断有人试图将这些乌有之谈附会于异域地理。随着中外交通的开辟和华夏版图的拓展，人们关于远方和异域的地理知识日益丰富，逐渐认识到这些书中记载的异域怪兽、海外奇观并不存在，最终导致“异域空间”彻底瓦解。清代学者纪昀《阅微草堂笔记》的《仙山灵境》一文称，自己曾经亲自请教来京的朝鲜、日本、琉球诸国使者，并曾查考日本地图，得知东方大海中并无传说中的仙岛神山。又称：“葱岭和阗，则皆在今版图内，开屯列戍四十余年，即深岩穷谷，亦通耕牧，……而所谓瑶池悬圃，珠树芝田，概乎未见，亦概乎未闻。然则五城十二楼，不又荒唐矣乎？”新疆也并无传说中的昆仑仙山。在纪昀领衔的《四库全书》中，《山海经》被踢出地理类，降为小说类，大概正是纪昀的主意。 远方的“异域”空间不复存在，但怪物们还有另外一个去处，即远古的“异域”时间，一个渺茫的、与现世时间相断裂的神性时代或史前时代。 本来，中国并无像西方基督教那样的一神教，并不需要假设一个神圣的、与世俗历史不同的“创世时间”，因此时间断裂的观念并不发达，相反，占主导地位的是千古一系、循环往复的连续时间观。三皇五帝时代，尽管无法与三代编年相接续，但在《帝系》《世本》《五帝本纪》等上古史叙事中，三皇五帝的历史与我们置身于其中的历史无疑是一脉相传的，三皇五帝不是开天辟地或高居天国的神，而是跟夏商周诸王一样居世理政的上古帝王。但是，当学者面对诸如《山海经》中那些在现世空间中无法安顿的怪物时，就自然会想到它们或许是存在于另一个与我们的时间不同的时间，从而构建出一个与历史时间无法通达的“时间异域”。我们在清代学者笔下就看到了用时间断裂解释《山海经》怪异之物以为其真理性辩护的端倪。阮元和宦懋庸都曾为刊行郝懿行《山海经笺疏》作序，阮元说：“《左传》称禹铸鼎象物，使民知神奸，禹鼎不可见，《山海经》或其遗象欤？……上古地天尚通，人神相杂，山泽未烈，非此书末由知已。”宦懋庸亦云：“古籍之最远而详者，莫《山海经》若矣。……夏后骖两龙，一驯扰物耳，而今为神化不测之事；庖牺牛首，女娲蛇身，著在典籍，讵尽诞词而岂可觏乎？间尝以谓古者人与神近，后世人与神道殊，重黎绝地天通已来，仅仅留此一经，为不食之硕果。”重黎绝地天通以前，是一个与现世不同的“时代”，那个时候，天地交通，人神糅杂，人类可以御龙而行，世上存在着众多在后来消失不见的奇异生灵。 晚清时期，西方生物进化理论的引入，为这种“时间异域”话语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刘师培有《山海经不可疑》一文中，援引西方地质年代学和动物进化学说证明《山海经》怪物之实有，为其真实性辩护：“考西人地质学，谓动植庶品递有变迁，观《山海经》一书，有言人面兽身者，有言兽面人身者，而所举邦国、草木，又非后人所及见者。谓之不知可也，谓之妄诞不可也。夫地球之初，为草木、禽兽之世界，观汉代武梁祠所画，其绘上古帝王亦人首蛇身及人面龙躯者，足证《山海经》所言皆有确据，即西人动物演为人类之说也。”（《刘申叔先生遗书》）。他认为《山海经》所记怪物，是邃古之初确实存在过的动物，只是这些动物后来灭绝了，或者进化为其他物种了，故为世所罕见。此说基于对进化论的一知半解，自是不足为训。随着国人对于进化论的深入了解，这种“时间异域”的神话自然不攻自破，而通过将怪异之物排斥于邃古之初为《山海经》真实性辩护的策略，也必定归于失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