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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宋元以降，在闽学发源地的福建地区，透过士绅的各种富有操作性的制度建设以及基层民众的创造性改造，儒家宗法伦理精神的庶民化(化为大众的习俗)和内敛化(习为大众的信仰)程度无疑是较高的。随着新型的家族制度的建立与完善，为了达到尊祖、敬宗、收族之功效，一些家族势力不断地将有功名的祖先奉祀为神明，并借之降笔“垂训”子孙，风水往往也是垂训的内容之一。 一个显著的例子是，明代泉州府同安县洪朝选曾因逆忤张居正而罢职家居，后又陷于大狱，瘐死甚惨。清代以来，同安族人将洪朝选敬奉为四川省白玉殿的“城隍”，当地道士也尊之为一位驱鬼避邪的“厉神”。按道教的说法，城隍是“剪恶除凶，护国安邦”之神，是幽冥世界中府、县的地方之神，法力甚大，因此，洪氏族人每遇到事生事死之要事，就常请这位“舍生取义”的祖先来乩示。按洪氏族人的说法，宗亲如果需要扶乩问事的话，首先应该安师请神，颂念“芳洲大人咒”：“静庵我祖德流芳，百世仪型永不忘。身出大明赐进士，官居刑部左侍郞。勘辽不为权奸屈，封诰虑永全典煌。取义圣人似孔孟，读书谈道友王唐。政司提辖总裁事，崇祀乡贤名官堂。南部自为称君子，西蜀相传作城隍。万古流名青咒册，千秋祖笃响馨香。孙辈一心转拜请，我祖扶鸾到坛前。”[13]洪氏家谱载有一则书于乾隆年间的《扶乩报笔垂训》，记录了族人利用洪朝选的乩示来解释本族因“一二不肖”妄改家祠风水而走向衰败之事(地脉不利)： 乾隆五十七年壬子九月二十日夜，扶乩报笔，垂训孙子。伯祖静庵公曰：子孙之不得为孝慈者，为其不能则古昔，明义理，睦宗族也。宗族不睦，皆由不明义理，不则古昔有以致之也。入清以来，科甲久已不振矣，然犹遵法守分，邻里咸称先人遗风，迄于今一败涂地不可言矣。夫非犹是我家也欤哉，何以前既若彼，今乃若此?盖科甲不振者天数，而使宗族倒置者地脉不利也。夫我祖始居此土，高、刘、王、李、林、谢、欧阳七十余家，既为我而有之矣。夫元明之际，芹其不咏鹿鸣不歌五六代也。隆万之时，殿陛与列，此地此土且欲有所补也。诚以先人艰难创制，去七姓之族，成一本之亲，当时虽衰，于后可望固守，勿敢变者。何乃世代迭更，一二不肖，戕疾之，改作之，欲为己利，不知一不利，终无有利者矣。譬之于身，四肢病曰四肢病乎，岂惟四肢病乎，识大体者可以晓然矣。吾诲汝，千里来龙惟重入手，凿之则寒矣!且在巳方曜水到堂，其大病一也；大龙小结，则庙不得过高，亦不得过大，前迫而后虚，左有岑楼之压，其大病二也；两水合流，而鲤墩守之，所以蓄气也，小焉不无泄漏矣，其大病三也；分脉之始，东有九宝，西有金山，可谓善矣。然深沟横断，予亦尝兴填塞之思，所志未遂，会遭奸害，是以至今，崩坏益倍，其大病四也。此数者皆为扼要之处，人文所关，其于兴隆衰替之机，既有征而有验矣。良弓之子学为箕，良治之子学为裘，尔非木石，宁得袖手待毙，绝无述作之思哉!择其足任是事者某某等，力能为之，苟予令而莫违予之愿也。若其不从，败难堪也。书不能悉意，各宜凛此。 又题诗二则： 人言子孙苦无多，我有子孙说奈何。抑郁忧思忍不住，寄词笔下涕滂沱。 一向忧愁一向看，哀哀不肖泪将潸。而今若作孟庄志，洗却从前一切艰。[14] 在强调孝道至上的乡土社会中，家谱是每个家族历史的文字记录，是象征族籍认同的重要圣物，而这篇置于族谱中的乩文，因为代表着名垂青史的祖先的“意思”，无疑会对该族后裔的风水认同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在肃穆的乩示仪式中，生前就充满着悲剧色彩的洪朝选，以一位长辈的身分悲愤地对子孙“说奈何”，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这种带着强烈的祖先崇拜色彩的“神判”方式，很可能是家族有心之士用以处理宗亲冲突的一剂良方，显然有利于维护家族的整体利益，从而避免家族内部的利益纷争。 明清以来，一些家族除请地理先生替祖先选择佳城外，也通过乩示来卜问祖先风水吉凶。毕竟，“人谋”(通过地理先生)是必不可少的，却难免有失蹄的时候，因此“神谋”(通过神明的乩示)自然成为风水选择的补充手段和信心保证，既借以彰显祖先的功德，亦藉以教化族众。 永定《江陵熊氏祥人公家谱》曾详细地记载十世(开基祖为仁斋公)先祖祥人公(讳铨元，字牖奎，谥号文敬，1607-1665)的风水卜课事。按祥人公曾于崇祯八年乙亥(1635)乡试“由诗二房中式拔贡第十五名，准应会试考授知县。公肄业南雍高等时，辽事旁午，西寇嚣张，司城周询以时务，条对井井，称为济世真才，疏授知县。值永邑各乡寇警，以亲年老辞归，迁居于县城讲学，城之远近有名之士悉师事焉，甘守淡泊。国朝摧选以授知县，前明尚志不仕，沉酣理学，不治产业，教子义方诗书裕后”。熊氏族人在祥人公去世两年之后，择定于康熙六年丁未(1667)十二月十二日乙卯时葬永定龙门瑶前冈上巳山亥向，丹炉覆火形，又呼为架上金盆形。时赣水麻谷山人地师郑东松所书“祥人公地课”云： 自贵人岽起祖发龙以至于入穴，其中出帐入账穿心而行，过峡有送有迎，带旗带鼓带仓带库，逶迤曲折，大顿小跌，缅补拥从周密，结穴星体端庄尊严，成凭高之穴，左右护卫有情，前后盖座朝对，耸拔秀丽；水囗巨石，交牙纽锁。至于远峰呈秀，明拱暗拱俱堪称赏，诚至贵之大地，有非笔端所能尽绘，即绘之亦只得其大概而已，愿高明者其恕之。赣水麻谷山人七十六叟郑养浩东松氏志。 郑氏并题诗此佳城： 寻真特上贵人头，突兀峥嵘隘神州，地拥千峰排笔陈，天罗万象缀球旒，芒鞋踏遍层峦顶，竹杖挥移星斗筹，点透元机半句话，工忝造化福全收，丹炉覆火浮火焰，金阙垂绅缙笏绸，肝胆摅来非溢美，翘瞻薛凤焕嘉谋。 当时的岁贡陈钧奏亦赠诗曰： 贵峰嶙峋，龙山巉秀，中有元堂，亥襟巳首，青蔼玉鑱，黄云金镂，气以怡神，精以孕后，三愧如王，五桂若窦，荫被公孙，弥遐愈茂，日月悠悠，巍然宇宙。 对于如此“芒鞋踏遍层峦顶”而“谋”来的风水宝地，熊氏后人或是有些狐疑，或是为了契证，便又请神乩示。当时的乩笔题诗云： 此地求不得，得之不必求。固尔子孙福，乃祖积德由。[15] 遗憾地是，族谱并没有告诉我们请的是什么神来乩示。然而，熊氏家族如此慎重地结合“人谋”和“神谋”来谋求本支祖先的风水的举动，除有乞求荫被子孙的功利性的目的外，显然也与彰显祖先的“重义”的功德有关，因而也潜在地带有教化后世族众的目的。毕竟“尚志不仕，沉酣理学”的祖先，甚是符合传统儒家圣贤的人格风范，因此祖先获得好风水当然符合“天理”，并会荫被子孙。而族谱资料也显示，祥人公的长子二何公(1632-1707)“二十一岁入郡庠第四名，康熙十九年康申一等十名，补廪一等六次。……生平以设教为事，邑之文人受业日众，学行兼优，有泰山北斗之望焉”，次子三峰公(1634-1682)“二十四岁科考进邑庠第十名，辛亥(公元1671年)补增二等六名。公幼有异才，多挚行乡里，称‘文孝’。公时富甲一方，耕地四方遍布，设蒸尝，儒资田千亩”，三子怀人公(1641-1721)不仅“手创千金”，而且“博读群书，兼精堪舆”。[16]在熊氏后裔看来，祥人公后裔之所以既富且贵，当然也跟祥人公之积德获得好风水有关。 可以说，在传统家族社会里，儒家的道德规范与人格追求透过内化的风水信仰与外在的扶乩仪式获得了有效的演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