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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鹅初化为人形时，作为“处女”，博得人们的仰慕，其身上有种种禁忌，男子是不得违背的，否则，天女飞返天庭或悲痛而死，造成婚姻家庭的破裂。同时，她又毕竟是鸟化的，有种种弱点，男子又极欲利用之以期对她们实行控制。更何况，在妇女社会及家庭地位极其低下这一大的历史背景之下，天女的神性会被男人逐渐淡忘，对其的禁忌也随之松弛起来。情郎的违禁及其悲剧的结局，反映了两方面的内容。前者，“表现出女性对于从妻居转向从夫居，从母权制转向父权制的抗拒心态，这些实际上是婚姻制度和习俗经历重要变革在口头创作中留下的印记。”在一则名为《雁姑娘》的故事中，雁姑娘的丈夫只说了一句“雁变的女人”，原型一旦说破，妻子立刻闭了口，悲伤地盯了丈夫一眼，脸色惨白地在地上一滚变成了一只雁，由窗口飞走了。故事中所谓“雁”当为女方氏族的图腾，氏族成员是可以变化为图腾物的。从夫居以后，妇女失去了原先熟悉的环境和自身的自由，禁忌不得点破，不过是其对于旧有氏族图腾的一种遥远的捍卫。男方如果连妻子这一点最深沉的复归情结都不给予理解和尊重，则女子在男方家族中的地位之低下也就可以想见，无怪妻子无法再留居下去。后者，表现了人类支配自然的欲望。神鸟既为图腾的“后裔”，又为大自然的一份子，犯禁是情郎利用巫术控制自然的潜意识的反映，说明人与动物的关系有了明显的嬗变。 这一禁忌母题有很强的适应能力，在此型故事的不同种类中都占据着显要的位置。像田螺姑娘以及丁乃通在《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一书所列的400D型的全部故事都是此主题的衍绎，只不过女主角的原形扩展为田螺、狐狸、虎等，羽衣也随之替换成了螺壳、狐皮和虎皮，洗澡的情节已失落了。 这些故事属天鹅处女型的不同种类，而其中深嵌的两个禁忌母题是完全一致的。关于前一使异类“就范”的禁忌，尽管因对象的不同呈现的行为不一样——有的是藏羽衣(“毛衣女”)，有的是藏狐皮(“狐狸精”)，有的是藏虎皮(“老虎精”)，有的是藏螺壳(“田螺精”)，但禁忌的性质并无差异。故事中禁忌行为的样式有多种，归纳起来为两类：一是无意中让异类知晓羽衣(或皮、壳)的藏匿之处，一是有意无意提及而揭露了异类的真实身份。何以这桩跨星球的令人艳慕的婚姻会走向悲惨的结局，而悖弃国民固有的“大团圆”的喜剧心态呢？ 此禁忌母题显然亦包括三个恒定不变的情节单元，即设禁、违禁及惩处。人间男子通过触犯异类的禁忌，即藏匿它们的“外衣”，阻断了它们复原“本体”的路径，从而求得结合。而这同时又设下了另一个更为严重的禁忌：“外衣”绝对不能为它们所获取。“外衣”是从兽变人或人易兽的唯一媒体，脱去“外衣”，异类浑身便充溢着人性，而一旦为“外衣”所包裹，便成为地地道道的带着仙气的禽兽。我们再看一则此种类型的故事： 猎人追赶一只美丽的鸟来到池塘边，看到天女在洗澡。于是，他藏起仙女的衣服，二人结为夫妻。过了几年，有一天，天女去洗衣服，出门的时候告诉丈夫不许开锅看。那是只奇妙的锅，猎人打开盖子一看，里边只有一把米，凭着天女的力量，每天不断地做出饭来。可是，由于男子偷看了，以后米就不再增多。米柜中渐渐空了，藏在里边的羽衣露了出来，天女穿着羽衣飞回天上去了。 此故事中，设禁、违禁及惩罚的三个环节十分明显。“不许开锅看”的禁令是由仙女自己发出的，可在前面的例子中，皆没有出现传报禁令信息的角色，也即是说，设禁的环节往往被省略掉了。在设禁、违禁和惩罚三个情节单元序列中，明显透示了从对立到缓解对立的过程：设禁是对立的开始，违禁是对立的继续，惩罚是违禁的必然后果——只有神女离开凡尘，对立才能最终消解。 这一情节脉络的形成是建立在此故事类型固有的“二元对立”结构模式基础上的。首先，故事中两个主要角色分别来自两个不同的世界，一为人类，一为动物；其次，他们的性别不同；第三，他们最终属于不同的生存空间。这三项对立因素包容了人类发展史上两个最基本的、也是无法回避及消除的矛盾，即人与自然和男性与女性。现实世界的这两大矛盾(当然还有众多的次要矛盾)刺激了人类思维的“二元对立”模式的形成。这一模式必然会在作为人类集体思维和智慧结晶的民间口头散文叙事文学中留下深深的印迹。这在神话作品中已得到了验证。天鹅处女故事作为神话后的直接文本，更是将“二元对立”作为故事的基本构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