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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南宋时期瓦子中的“说经” 宝卷与南宋时期瓦子中的“说经”（又作“谈经”）等的关系，最早是郑振铎先生提出来的。他在《中国俗文学史》中说： 当“变文”在宋初被禁令所消灭时，供佛的庙宇再不能够讲唱故事了。……但和尚们也不甘示弱。大约在过了一些时候，和尚们讲唱故事的禁令较宽了吧（但在庙宇里还是不能开讲），于是和尚们也便出现于瓦子的讲唱场中了。这时有所谓“说经”的，有所谓“说诨经”的，有所谓“说参请”的，均是佛门子弟们为之。[8] 这里所谓“谈经”等等，当然便是讲唱“变文”的变相，可惜 宋代的这些作品，今均未见只字，无从引证，然后的“宝卷”，实 即“变文”的嫡派子孙，也当即“谈经”等的别名。[9] 上述郑文肯定：（1）瓦子中的说经等均系佛门子弟（和尚）为之；（2）“谈经”等即宝卷。 郑振铎先生的上述结论，至今仍为许多研究者及工具书所秉承，如释宽忍主编《佛学辞典》“宝卷”条：“宋真宗时，明禁僧侣讲唱变文，变文乃变成谈经、说经、说参请等形式，亦即讲唱变文的变相发展，宝卷亦因之应运产生。”[10]但不论郑振铎先生及后来的研究者，均未对此加以论证。因此，先介绍宋代文献中关于说经等的记载。 说经（“谈经”）始见于南宋人的文献，它们都是把说经等做为瓦子中的说话伎艺介绍的。最早的记录见南宋端平二年（公元1235年）灌园耐得翁所著《都城纪胜》“瓦舍众伎”： 说经，谓演说佛书。说参请，谓宾主参禅悟道等事。[11] 稍后于《都城纪胜》的《西湖老人繁胜录》介绍瓦子中的民间伎艺人有： 说经：长啸和尚、彭道安、陆妙慧、陆妙净。[12] 南宋末年吴自牧《梦梁录》卷十九“小说讲经史”的记载，承袭《都城纪胜》《西湖老人繁胜录》的说法，但增加了“说诨经”一项： 谈经者，谓演说佛书；说参请者，谓宾主参禅悟道等事，有宝庵、管庵、喜然和尚等。又有说诨经者，戴忻庵。[13] 由宋入元的周密在宋亡以后所作《武林旧事》卷六“诸色伎艺人”中记录说经、诨经的伎艺人最多，同时又增加了“弹唱因缘”一项： 说经、诨经：长啸和尚、彭道（名法和）、陆妙慧（女流）、余信庵、周太辩（和尚）、陆妙静（女流）、达理（和尚）、啸 庵、隐秀、混俗、许安杰、有缘（和尚）、借庵、保庵、戴悦庵、息庵、戴忻庵。 弹唱因缘：童道、费道、蒋居安、陈端、李道、沈道、顾善友、甘道、俞道、徐康孙、张道。[14] 此外，南宋末年罗烨《醉翁谈录》“小说引子”中曾列出“演史、讲经”的之名，但在“小说开辟”中罗列的众多作品中，却未提到“讲经”类的作品。从以上宋人文献中有关说经等的记述中可以看出： （1）它们都是南宋（公元1127-1279年）后期或宋亡后的文献，其中最早的是端平二年（公元1235年）的《都城纪胜》；而介绍北宋（公元960-1127年）都城汴梁（今开封）瓦子伎艺最详的孟元老《东京梦华录》（约成书于南宋初年）及其他北宋文献中，均无“说经”等的记载[15]。因此，说经等伎艺在瓦子中的出现，最早是南宋中叶以后的事。宋亡后的《武林旧事》中所载说经等伎艺人数目最多，则说明这类伎艺是在南宋后期逐渐发展起来的。因此，它不可能是一百多年前即被“禁断”的“变文”的直接继承，而是一种新出现的民间讲唱伎艺。 （2）《都城纪胜》等载说经“谓演说佛书”。“佛书”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很可能是伎艺人选取某些与佛教有关的故事，胡乱敷衍，以取悦听众；而冒名佛家“讲经”，以作招徕。因而继之出现了以插科打诨标榜、语涉淫秽的“诨经”。明人编《墨娥小录》卷十四“行院声嗽”（按，“声嗽”指笑谈俗语。）收“诨经”，注为“嚼黄”，可见世俗民众对这类伎艺的评价[16]。至于“说参请”，研究者认为是借佛教禅堂说法问难的形式，以诙谐谑浪、滑稽可笑的语言，表现说话人“舌辩”的才能[17]。因此，它们不可能是佛教悟俗化众为目的的讲唱伎艺。上述文献中所载说经等的伎艺人，除了几个以“和尚”为艺名外，多是以道流自居的“某道”“某庵”，更有艺名为“混俗”的人，这些伎艺人也不可能是正统的“佛门子弟”。 （3）上述文献中均未提到说经等的具体作品，说明它们做为民间说唱伎艺，本来就没有形成富有特色的传统作品。因此，当代研究者提出了几种可视为说经的作品，也多有争议；即使意见比较一致的《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也有研究者从其内容、体制、语言现象等多方面论证，认为是唐五代佛教寺院中俗讲的底本[18]。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