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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宝卷与“说经”无关 最早对郑振铎先生“宝卷即谈经等的别名”提出质疑的是日本学者泽田瑞穗，他在《增补宝卷研究》一书中指出： 因为有这样一种尚不明确的宋代谈经，就把它同明朝以后的宝卷简单地联结在一起是有些勉强的；把宝卷断定为“谈经的别名”， 更有自以为是之嫌。[19] 这种质疑是有道理的。宝卷之名出现于元代，现存有确切年代的宝卷文本是题为北元宣光三年（即明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脱脱氏施舍的彩绘抄本《目连救母出离地狱生天宝卷》[20]。新发现据“古本”传抄的《佛门西游慈悲宝卷道场》[21]，研究者据其内容也定为元代作品[22]。另外一种《销释金刚科仪》（今存最早为明代初年刊本），研究者认为它是南宋理宗淳佑二年（公元1242年）宗镜禅师的作品[23]。明代这部科仪十分流行，又称《销释金刚科仪宝卷》，其演唱形态，与上两种宝卷相似。从以上三部明代以前的宝卷可以看出： （1）宝卷继承了唐代佛教俗讲的传统：《销释金刚科仪》演释鸠摩罗什译《金刚盘若婆罗蜜经》，是俗讲讲经文的直接继承；《目连宝卷》唱述佛祖释迦牟尼十大弟子之一目连（目犍连）尊者地狱救母的传说，《西游慈悲宝卷》唱述唐代高僧玄奘取经故事，它们是弘扬佛法的俗讲说因缘的嫡派。 （2）从形式上看，宝卷是按照一定的仪式，在道场法事中演唱的。据明代人的记载，《销释金刚科仪》主要用于追荐亡灵的道场[24]。《目连宝卷》卷末结经发愿文最后有“刹尘沙界诸群品，尽入盂兰大道场”，说明它用之于盂兰盆道场。《西游慈悲宝卷》卷末有“《升天宝卷》才展开，诸佛菩萨降来临”的唱词。其中《升天宝卷》即上述《目连宝卷》，说明它是在《目连宝卷》之前演唱，亦用之于盂兰盆道场。就其演唱形态来看，它同唐代佛教的俗讲也有很大差别[25]。 宝卷最初是佛教徒讲经说法以悟俗化众的宗教说唱文本。宋代的瓦子勾栏是城镇市民“娱戏荡游”、令子弟“流连破坏’的场所，在这样的场所不可进行严肃的宗教仪式，也就不可能演唱宝卷。事实上，元代以下，不仅宗教宝卷，即使清及近现代的民间宝卷，也是在民间法会（“庙会”、“家会”）或民众朝山进香的信仰活动中演唱，而不进入公众娱乐场所的茶馆、书场[26]。因此，宝卷同南宋瓦子中演唱的“说经”等不可能有等同或继承关系。即以当代较多研究者认为的“说经”话本《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来看，它同《佛门西游慈悲宝卷道场》虽同演唐僧取经故事，但内容、形式及演唱形态均有很大区别，不是同类作品。 综上所述，南宋瓦子中的“说经”等既非“佛门子弟”以悟俗化众为目的说唱，宝卷“即谈经等的别名”的说法，可以否定。 (原载《书目季刊》，台湾台北，34卷2期，2000年9月。) 注释： [1]《东京梦华录（外四种）》，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2年版， 页14。 [2]同[1]，页29-30 。 [3]同[1]，页14-15。 [4]见吴涛《北宋都城汴梁》，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页106。 [5]同[1]，页298。 [6]同[1]，页123-124。 [7]《都城纪胜》“瓦舍众伎”、《梦梁录》卷二十“小说讲经史”中均有南宋“说话四家”（或称“四家教”）的提法，但它们列举的说话门类，均非并列的四家，所以今人一直对这“四家”有歧义，不过对“说经”为一家，大致没有分歧。参见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第四章“说话的家数”，中华书局，1980，北京，页100-129。 [8][9]商务印书馆，1938，长沙；又，上海书店影印本，1984，下册，页306、307。 [10]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香港华文国际出版公司，1993，页889。 [11]同[1]，页98 。 [12]同[1]，页123。 [13]同[1]，页313。 [14]同[1]页455、459。 [15]邓之诚《东京梦华录注》（中华书局，1982，北京）页135注释引《三朝北盟会编》云：“（靖康）二年正月二十五日，杂剧、说经、小说……”引文中的“说经”系“说话”之误，见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清许涵度刊《三朝北盟会编》下册，页583。 [16]《墨娥小录》作者不详，引文见北京中国书店影引明隆庆五年吴氏聚好堂刊本，卷十四，页8B。 [17]参见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页115-116引张政良《问答录与说参请》，张文原载《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7本。 [18]李时人、蔡镜浩《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校注》“前言”及附录二《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成书时代考辩》，中华书局，1997，北京。 [19]日本东京国书刊行会，1975。译文（笔者与佟金铭合译）见拙著《中国宝卷研究论集》，学海出版社，1997，台北，页264。 [20]此卷今存北京图书馆。参见拙文《中国最早的宝卷》，载《中国文哲研究通讯》，6卷三期，1996、5，台北；又收入《中国宝卷研究论集》。 [21]本卷校点本收入王熙远《桂西民间秘密宗教》，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桂林。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