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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碧霞元君封号问题的新考辨》一文依据“大宋辛酉”《东岳元君香火社碑》，认为“碧霞元君”封号于宋天禧五年（1021）前业已出现；又据明正德二年（1507）《御告文碑》，认为自本年起碧霞元君信仰正式从民间私祀成为国家认可之神。本文认为新考辨这两个结论均不能成立，指出：①所谓“大宋辛酉”的《东岳元君香火社碑》纯为伪刻，不可凭据，“碧霞元君”封号绝非始于北宋；②朱明皇室与碧霞元君发生联系，远早于正德一朝，所谓“正德二年”是碧霞元君信仰转换的“标志性时间”之说亦难成立。 《世界宗教研究》2007年第1期所刊《碧霞元君封号问题的新考辨》（以下简称《新考辩》），依据泰山新发现的“大宋辛酉”《东岳元君香火社碑》与明正德二年（1507）《（致祭碧霞元君）御告文碑》，认定“碧霞元君”的封号至迟在北宋天禧五年（1021）业已出现，并认为“明代正德二年之后，碧霞元君已经成为官方认可的封号”——“正德二年”可谓“是碧霞元君信仰正式从民间私祀成为国家认可之神的标志性时间”。 笔者认为，《新考辨》在碑志引据上存在较多疏失，致使其二项最终结论似均难以成立。今分别与之商榷于下： 一、所谓“大宋辛酉”《东岳元君香火社碑》是伪刻不可引据 《新考辨》第二节《碧霞元君信仰的溯源》论述宋代碧霞元君信仰的全部史据，都来自“大宋辛酉”《东岳元君香火社碑》。此碑最早由田承军先生发现并公布①，《新考辨》在其基础上作了进一步发挥，先将“大宋辛酉”断为北宋天禧五年（1021），继之又进一步阐述其意义：“现存的民间关于碧霞元君信仰的最早文字记载，大概是宋真宗天禧五年（1021）所立《东岳元君香火社碑》。……《东岳元君香火社碑》的立碑时间的‘大宋辛酉岁’有三，一是宋太祖建隆二年辛酉（961），二是宋真宗天禧五年辛酉（1021），三是宋神宗元丰四年辛酉（1081）。宋真宗改元‘大中祥符元年’之后前往泰山封禅，大中祥符一共九年，天禧年号一共五年，这期间的14年就为碧霞元君信仰在民间的继续流传、发展提供了极好的契机，具备了更宽泛的发展空间，碧霞元君信仰从最初的局限于山东一地而扩展到广大的中西北地区。” 在此首先要揭出的是，原题“大宋辛酉”、《新考辨》断为宋天禧五年的《东岳元君香火社碑》，其实是后人伪托之刻—— 这方《东岳元君香火社碑》原立于泰安城西天书观，今移存岱庙①。残石高约116厘米，宽约57厘米。正文楷书共20行，每行约28字。碑额篆书两行，文为“东岳元君香火社碑”。前7行为碑题及参预香火社之官吏题名，后13行为香火社记及年款。虽文字漫漶已甚，但尚可辨认多处。之所以将此碑定为伪刻，是从碑文中发现了一系列的明显破绽—— 如建置方面，碑文中凡五次出现“山西等处”，考“山西”之名虽于战国秦汉时已见诸史籍，但作为政区之名的“山西等处”，却是始于明代。《大明一统志》卷十九《山西布政司》载：“山西：古冀州地。……宋置河东路经略安抚使。……本朝（明）置山西等处承宣布政使司，领太原、平阳、大同、潞安四府，泽、汾、沁、辽四州。”此碑中有“山西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字样，可推知其时代应在明洪武以后。而北宋一朝，于山西境内仅设“河东路”，并无“山西等处”的政区。只此一事，便足证此碑的时代只能属“大明”而不是“大宋”。 再如官制方面，碑文出现的职官有 “通议大夫山西等处承宣布□□（政使）”、“□□大夫山西等处提刑按察司”、“中议大夫山西等处监（下缺）”、“府管河通判”。今按：承宣布政、提刑按察二司使为明代所置各省行政、司法之最高长官。《续文献通考》卷六十《职官考十》：“明承宣布政司左右布政使各一人。……洪武九年改……山西诸中书行省俱为承宣布政使司。”又：“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一人。……明初置。”“管河通判”亦为明代官制，《续文献通考》卷六一《职官考十一》又载：“府知府一人，同知、通判无定员。……同知、通判分掌清军、巡捕、管粮、治农、水利、屯田、牧马等事，无常职。”又“通议大夫”、“中议大夫”均为明文官之散阶，《明会典》卷八《吏部七·验封清吏司》云：正三品“升授通议大夫”，正四品“加授中议大夫”。上述职名之中，布政、按察二司使又为明朝方有之官制，足证此方碑记的时代不会早于明。 通过以上考辨，可见《东岳元君香火社碑》中之地名、职官均属明制。宋人自无可能预知后世制度，因此这方题署为“大宋辛酉岁”（按此纪年形式亦与习见宋碑不合）的碑石，绝非宋代所镌，而是明人所伪托。对此宝卷专家车锡伦教授曾作推考，认为伪碑之出与明代民间宗教兴起有关，其在致笔者函中称：“我臆测此碑先是出现在嘉靖前后，后来那位‘东阿社学王□’重刻时改‘大明’为‘大宋’，并删去年号，时间在万历年间或稍后。王某作伪的背景，与民间教派有关。此时，民间教派活动极其普遍，这些教派都把泰山老母纳入‘无生老母’信仰的女神系统。同时，朝中的大臣们也上书吁请查禁各种民间教派。教派人士因为得到后妃太监和官僚贵族的支持，活动照旧。他们此时刻印的经卷（宝卷），便在时间上作伪：一是提前，如一部《佛说皇极结果宝卷》，卷末题识为‘宣德五年孟春吉日刻行’（另本残页题为‘永乐十’）；一是胡乱题识，似是而非。如一本《忠孝二郎宝卷》题为‘嘉靖××（干支）××年’，但干支同纪年对不上号。总之，作伪手法种种，总有漏洞。”我以为车说甚合事理。明代信众为了将碧霞元君伪托为宋号，除了杜撰宝卷经书，也很有可能攻窜旧碑以实己说。此碑既伪，那么“碧霞元君”名号起于宋代说也就失去了惟一的文献依据。即便我们持最审慎的态度，先不对此碑下“伪刻”的最终结论，那在上述疑点排除之前，此碑也不宜用作研究宋代碧霞元君信仰的证据文献。 关于“碧霞元君”封号并不起于宋代（《新考辨》论称“宋真宗未封碧霞元君”，笔者对此观点表示认同），还可以举出诸多旁证资料： 1、宋王钦若《社首坛颂》：“惠洽于人，虽小不舍，新玉女之像是也。”①按：钦若此碑缕述泰山列仙，悉称“保生”、“广生”封号，如玉女已有碧霞元君之号，钦若不可能讳而弗书。 2、宋王山《盈盈传》文中悉称泰山女神为“玉女”②，无一处用元君之称。王山为北宋嘉祐时人。 3、宋刘衮、金濮国公主谒祠刻石，或称为“玉女祠”，或称为“玉仙祠”，也无“碧霞”或“元君”字样。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