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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如此，也很难将“明初”视为碧霞元君信仰“由纯民间信仰转向官方认可的民间信仰”的“关键”时间。因为碧霞元君信仰兴起是由于宋真宗“新玉女之像”的造神运动而引发（虽然真宗并未加封号），真宗并“御制”记文为这一女神张目，此事屡见史籍，应是史实而非虚构。《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十云：“（大中祥符元年九月）泰山玉女池在太平顶，泉源素壅而浊。初营顿置，山下醴泉发，池水亦涨，及工役升山，其流自广，清泚可鉴，味甚甘美，众赖以济。王钦若请浚治之，池侧有石像，颇摧折，诏刘承珪易以玉石。既成，上与辅臣临观。辛酉，遣使砻石为龛，奉置旧所，令钦若致祭。”又《玉海》卷一七一《宫室·池沼》“祥符泰山玉女池记”云：“祥符元年议东封，先营顿置。泰山顶有玉女池素壅而浊，至是泉忽湍，清泚甘美，工徒赖以汲用。经度制度（置）使王钦若请浚治之，池侧有石像颇摧折。九月，诏皇城使刘承珪易以玉石。辛酉，像成，召宰臣观于崇政殿西序，遣使砻石为龛，奉置旧所，钦若致祭。十月己丑，上作记示辅臣。庚戌，上步自御幄观玉女泉，命王旦等观圣制石记。”又同书卷三一《圣文》“祥符泰山铭赞”等条云：“祥符二年（1009）五月戊午，对辅臣于后苑，出御制御书《登泰山谢天书述二圣功德铭》，司命天尊、仁圣天齐王、周文宣王、玄圣文宣王《赞》，《玉女像记》示之。”因玉女信仰先由皇帝所提倡，虽然其从未获列官府祀典，但从一开始便明显带上官方色彩，如岱顶天柱峰有宋元祐六年（1091）兖州知州谒玉女祠刻石：“兖海守刘衮奉诏祈雪，次谒玉女祠，率巡山刘孟、邑令林会登二绝顶，临四观，遍览胜概。元祐丁卯孟春三日。”这是官员最早拜谒玉女之记录。随着宋金易代，玉女信仰又影响至女真皇室。岱顶大观峰有明昌元年（1190）濮国公主谒祠题记云：“皇姑濮国大长公主□□□□同驸马濬州防御蒲察敬诣岱岳，焚香致礼毕，明日遂登顶，拜于玉仙祠下。时明昌元年三月十二日。”元初昭真祠的拓修，也明显得到东平行台的鼎力支持。元杜仁杰《泰安阜上张氏先茔碑》云：“武惠公（蒙古东平行台严实）以书来召（道士张志纯）”，委其重葺泰山名庙宇，“……自绝顶大新玉女祠，倍于故殿三之二；取东海白玉石，为像如人然，一称殿之广裒”［4］。这一信仰历经百年的传播，由官方而民间，至明初开始形成远及全国的崇信高潮。同时由于明廷施行祀典复古政策，诏去泰山神帝号，同时强化泰山神之官方色彩，严禁民间“非礼之渎”，使泰山神信仰由民间祀典向官方祀典回归。民间对于泰山的崇祀活动，只得另寻其对象，亦即清人孔贞瑄《泰山纪胜》中所论：“抑或东岳非小民之所得祀，故假借祀碧霞云尔。”另一方面，泰山女神也在道士的操纵下，开始了从“玉女”到“元君”的转换，首先是神号之加：玉女神兴起虽与朝廷有关，但因身无封号未列入朝廷祀典，因此被一些正统派官员视为淫祀，如正德朝工科都给事中石天柱等言：“祀典惟有东岳泰山之神，无所谓碧霞元君者，淫祀非礼，不可许。”［5］道徒打出宋真宗敕封的旗号，有助于使这一奉祀合法化。而碧霞元君较之玉女之名，更具有道教色彩，进一步明确了其神的宗教归属性。再者是将女神形象从“年可二十四五”（《盈盈传》中所记玉女年龄）的青春女性向中老年女性转换，并赋予其主司生育的功能，以适应社会群体“母神”崇拜的信仰诉求。重塑后的碧霞元君形象，得到朝廷与民间的双重认可：在朝廷方面，自正统十年（1445）始，内廷不断下诏发帑重修岱顶昭真观；至明宪宗嗣位，“遣廷臣以祀方岳，又时命中贵有事于（昭真）祠”［6］，开启了致祭元君的先例；成化十九年（1483）重修昭真祠后，宪宗赐额为“碧霞灵应宫”，无疑首肯了道徒对女神的形象改造与碧霞封号的真实性。在民间方面，老母形象的碧霞元君更是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明万历朝大学士王锡爵记称：“予往行齐鲁道中，顶斋戒弥陀者声闻数千里，策敝足茧而犹不休。问之，曰：‘有事于碧霞。’问故，曰：‘元君能为众生造福，如其愿。贫者愿富，疾者愿安，耕者愿岁，贾者愿息，祈生者愿年，未子者愿嗣。子为亲愿，弟为兄愿，亲戚交厚靡不交相愿，而神亦靡诚弗应。’”［7］与此同时，元君庙祀亦由泰山渐向周边传播，由京师，而北直，而江南，渐成为普及全国的民俗信仰。尔后且胫大于股，其神威赫然凌驾于岳帝之上，至如清人王照《行脚山东记》所论：“土人终日仰对泰山，而不知有泰山，名之曰奶奶山。”2因此，明代前期可以称作是碧霞元君形象的转型期，却很难说是“碧霞元君信仰正式从民间私祀成为国家认可之神的标志性时间”。 另外，《新考辨》在论述正德《御制告文》碑时，还存在一处误读。《新考辨》称：“朱厚照在即位的第二年，即派遣苗逵前往泰山‘致祭于碧霞元君’，一方面可以看出他对苗逵的信任，另一方面可以看出他对祭拜碧霞元君的郑重。立碑者排首是钦差大臣朱钦，字懋恭，邵武人，成化八年进士，弘治中迁山东副使，武宗即位后升任他为右副都御史、巡抚山东。之所以委任朱钦担任钦差大臣，而没有让其心腹太监苗逵担任，大概是考虑到祭拜碧霞元君礼节的正式性。因为若委派一个‘刑余之人’担任钦差，就显得对祭拜碧霞元君不够尊重。因此苗逵可以监督军务，却不可以担任钦差行使祭拜碧霞元君的神圣典礼，甚至不能作为立碑者之一，这从侧面也可以说明朱厚照对祭拜碧霞元君的高度重视。”按明代皇帝的泰山祀典，大体是施行一种“双轨制”，即国家事务一般派遣大臣致祭，而皇室事务则多遣内监致祭（有个别例外：如弘治时尝遣内官监太监李兴、御马监太监李瑾、内官监太监齐玄致祭泰山；嘉靖时太后遣其弟玉田伯蒋荣致祭元君），如尹龙碑文中明确记称“时命中贵有事于（碧霞）祠”。今岱顶天柱峰上有宦官题名甚多，即为万历时主持碧霞宫工程与祀事者。因此根本不存在“刑余之人”不能“担任钦差行使祭祀元君的神圣典礼”之说。正德《御制告文》中的“钦差巡抚山东地方都察院都御史臣朱钦”，是立碑者而非致祭人，其所受“钦”命之“差”是“巡抚山东”而非“致祭元君”。新考辨将职事理解即误，遂将祭者“反客（朱）为主（苗）”，并生发出太监不能祭元君的错误推论。 通观《新考辨》，由于未能较多掌握碧霞元君信仰的一些基本文献（如弘治《泰安州志》、嘉靖《泰山志》、万历《岱史》等），而研究中似又偶“阐释过度”，致使最终的一些结论不尽准确。今冒昧提出，敬请《新考辨》作者与读者不吝赐教。 （原文刊于《世界宗教研究》2008年第3期，注释等请参见纸媒原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