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古至今，讲述笑话一直是人们在群聚时用来娱乐的一种重要方式，其起源已难以考索。不过，见诸书面的笑话可以追溯到先秦两汉时期诸子、史传中的滑稽故事和寓言，而今天所知最早的形诸著述的笑话集则是后汉邯郸淳的《笑林》。《笑林》之后，六朝至唐宋时期被编纂流传的笑话集很多，据研究不少于二十种。明清时期俗文学兴盛，笑话集的编纂与流行更可谓盛况空前，自明中叶至清末，总数达到了五六十种。可见，笑话文学在我国源远流长，而且，古代笑话的流传方式除了口耳相传、附庸子史以外，最主要的还是书面著述——笑话集。从文化交流的角度来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国古代笑话集除了在本国流布以外，还被通过赠送、搜购、贩卖等方式传入邻近的日本等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并在流通的过程中，被广泛阅读、翻译、翻刻，甚而促生了当地国汉文笑话集的产生，就这一点来说，中国古代笑话的影响可谓深远；时至今日，那些异国的汉文笑话集也成为学界人士关注、研究的对象。下面我们以产生于十八世纪中叶至二十世纪初的日本汉文笑话集作为考察对象，谈一谈它们产生的背景、历史、主要代表作，及其在日本汉文学史上的意义。 中国古代笑话集的传入与影响，是日本汉文笑话集产生的最重要的条件。两晋南北朝时期，中日双方有一些零星的外交和文化交流，至隋唐时期，随着遣隋使、遣唐使以及留学生、学问僧的来华，汉文佛经内典与经史子集外典开始大量输入日本，这些汉籍中可能就有笑话集。九世纪末，藤原佐世编撰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录》，收入的是冷泉院失火后残剩的一千五百余部汉籍，其中“小说家类”便载有邯郸淳《笑林》三卷。宋明时期，日本学问僧曾持续地搜购、抄写了大量汉籍回国，同时来华的商人与移民日本的中国人也携入了一定数量的汉籍，其中很可能夹带有笑话集，但目前没有多少确凿的资料可用以描述详情。至清代，从事中日贸易的中国商船，陆续将大量汉籍舶载入日，其中不少是笑话集。这里，我们以江户时代（1603—1868）中期长崎书籍检查制度的产物《舶载书目》里的几条记载为例，来展示一下清代前期中国笑话集舶载入日的情形：元禄七年（1694），《遣愁集》一部；十五年（1702），《遣愁集》一部；十四年（1701）以前，《开卷一笑》一部；享保十年（1725），《新镌笑林广记》一部；十二年（1727），《又一夕话》一部、《一夕话》一部；十五年（1730），《遣愁集》一部。我们看到，短短三十几年间就舶入了五种七部书，频率是比较高的。又比如，江户中期京都风月堂书肆的主人泽田一斋曾编有《俗语解》一书，附录的引用书目中就有笑话书《开卷一笑》、《笑林》、《笑府》、《一百笑》四种；宽政三年（1791）秋水园主人应大阪书林之请为“初读舶来小说者”编辑了中国俗语辞书《画引小说字汇》，征引坊间流行的以中国白话小说为主的通俗作品一百五十九种，其中包含笑话集《笑谈》、《笑府》、《一百笑》、《雅笑编》、《一夕话》、《笑得好》、《笑林广记》七种。由此，我们可以想见清代前期中国笑话集舶入日本的盛况。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可以做出合理的推测，即那些在各个历史时期传入日本的中国笑话集势必会对包括和文笑话与汉文笑话在内的日本笑话文学产生广泛而深入的影响。 日本笑话文学自十八世纪中叶以来盛极一时，余风延及二十世纪初，这种形势和同时期流行于京都、大阪两地唐话（在长崎负责翻译和商船贸易事务的唐通事把当时的中国语称为“唐话”）学者中间的中国古代笑话之介绍、翻译活动密切相关，他们的活动为笑话文学创作的一时繁荣注入了动力。这种繁荣见在两端：一为和文笑话，一为汉文笑话。就和文笑话的繁荣而言，其最主要的标志是和译中国笑话集的大量涌现。据笔者所知，当时流行的和译中国笑话集有十种左右，比如，松忠敦译《鸡窗解颐》（1752），内容出入于《笑府》、《笑林广记》、《开卷一笑》、《宋稗类钞》、《太平广记》、《谐噱录》等；蒙憧斋主人译《笑府》（1768），为《笑府》（明冯梦龙编）卷一至五的钞译；未足斋风月译《解颜新话》（约1794），为《笑林广记》（清游戏主人编）的钞译。其他又有鹿鸣野人译《开卷一笑（明李卓吾编）》（1755）、冈田白驹译《杂纂译解（唐李义山著）》（1763）、风来山人（平源贺内）译《删笑府》（1776）、欢笑处士译《笑林广记钞》（1778）、一噱道人（远山荷塘）译《译解笑林广记》（1829）等等。毫无疑问，和译中国笑话集在相当程度上扩大了东传中国笑话集在日本的影响，并同时有利于将中国笑话的题材和文化特质渗入到日本笑话文学中。据研究，日本十八世纪中叶以来各种和文笑话集的编撰，除了取材本邦民间口承文艺以及书面文献中保存的笑话素材以外，又有与中国古代笑话相似或相通的素材（参阅石崎又造《近世に於ける日本支那俗语文学史》）。更为重要的是，大致在同一时期，由京、阪唐话学者撰写的汉文笑话集异军突起，为日本汉文学创作园地增开了一片绚烂的花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