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西方，《大荒西经》云： 有西周之国，姬姓，食谷。有人方耕，名曰叔均。帝俊生后稷，稷降以百谷，稷之地曰台玺，生叔均。均是代其父及稷播百谷，始作耕。 如北方，《大荒北经》云： 丘方圆三百里，丘南帝俊竹林在焉，大可为舟。 《海内经》云： 帝俊生禺号，禺号生淫梁，淫梁生番禹，是使为舟。番禺生奚仲，奚仲生吉光，吉光是使以木为车。 《山海经》中提到了倭，其《海内北经》第十二中，有这样的记载，“盖国在巨燕南，倭北，倭属燕”，从方位上说指日本列岛，似没错。若妄加推测，联想日本绳纹时代的遗迹中玉鸟谷物的出土，令人浮想联翩：从事稻作的阳鸟族的迁移，才会带去鸟（日）信仰的文化。前面提到的少昊氏，即是。“太昊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少昊氏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政纪于鸟”。如同殷商“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其间散发着外来文化的味道。若没有“凤鸟适至”，少昊氏部族恐不会以鸟纪。具有先进农耕技术和鸟（日）文化的族群的迁入，少昊氏部落才发生鸟官、鸟历的文化，并将自己也作为鸟（日）的人间传人。少昊名挚，挚者，鹰也，昊，也为日、为光，即是太阳鸟，也是太阳神。 日本稻作文化的传入，农业和考古专家曾就东北、山东、长江中下游三条线路进行研讨，我认为，存在着多条线路、不同年代、不同层次的传入。但无论如何，鸟（日）的信仰和文化，也随着稻作生产的文化而波浪式地进入。如同“凤鸟适至”一样。这恐怕也是日本鸟（日）崇信文化的根由。 另外，四川成都三星堆文化遗址中良渚玉器和大量鸟头陶勺、凤鸟型青铜器和神树青铜鸟的出土，恰如上述《大荒西经》所述，与当地帝俊子民的出现是相吻合的。 稻作鸟（日）崇信的民众，在鸟化观念的倾向下，普遍流行鸟化的生活形态，干栏式仿鸟巢的住房是其中的一大特色。中国江南稻作区今天仍有不少保留。据考古报道，浙江吴兴县的钱山漾、江苏丹扬县的春草河、吴江县的梅堰、湖北圻春县的毛家嘴，都曾发现有属于干栏建筑的柱洞遗迹或木桩遗物。特别是河姆渡新石器时代遗址，第四文化层发现有很多属于干栏式的建筑：“行排列的木柱和大量的木梁、柱、地板等木板残件，总数有数千件之多。”考古专家认为，此系“干栏式木构长屋”的遗物，“是原始巢居的直接继承和发展”。 干栏仿鸟的巢居形式，在中国，源于鸟（日）信仰的发祥地之一的南方。在古文字字源上，“南”，本身是干栏的象形文，甲骨文作：■、金文作：■，像南方民族居住的干栏之形，上盖草顶，下像层楼。 在日本，弥生文化的稻作遗址地，也多见这类建筑的痕迹。据了解，干栏式的建筑式样，曾风靡全日本。5000年前，中国北方辽宁西部有了石构建筑，殷商时传入浙江海宁，构成了与干栏不同风格的形态。但日本古代似乎没有石构建筑，多的却是后者，可见，北中国文化影响远没有南中国文化大，同时也表明，中国南方稻作鸟（日）文化至迟在殷商之际，流入日本，并居主导的地位。但这种进入，从绳纹时期零星的稻谷和玉鸟到弥生时期先进的稻作和大量的木鸟遗物来看，是波浪式的涌入，有时间和阶段性、量变到质变到飞跃的过程。迁入的民众，似不是主体，而是部族的子民，他们和当地的原生民交流、整合、融合，构成了崇日（鸟）的大和民族及稻作民俗文化。至今日，我们仍可见两地风俗的类同性，如稻子收割时的尝新米饭等。 最后，特别需要说明一下，对上述日本鸟（日）文化的崇信，我所强调的是“源”，而不是它本身的特点。鸟（日）文化崇信流入日本后，有一个“再造”的过程，无论是外在的形态，还是其内在的含义都发生了“日本式”的变化。同样是“双鸟伴日”图或物像，中国南方自7000年前河姆渡的双鸟图至今日屋脊吻哺鸡状，一般都是对称的双鸟相向扛日或相背（东、西向）拜日（升、落）。日本纸币和纳奉箱上相似的图案上的双雉或双鹤，却是另外一副神情。中国的显得庄严、凝重，毕恭毕敬，日本的表现为悠闲、潇洒，轻松自如，呈现出独特的风姿。另外，日本的鸟（日）崇信文化，由于是传入的，所以，在俗言中缺少为什么要这样做的深层次的根源性说法，往往仅是异化后的说法，而缺少本源性的解释。在文化史的发展和传播上，似有不连贯或断层的缺憾，但另一方面，却显示了日本民族对外来文化自信、自强和“重塑”的巨大力量，这对任何一个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国家和民族，都是一个很好的借鉴。 本文原刊于《民间文化论坛》2006年第5期，注释请参见纸媒原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