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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祭品要敬畏之，在《左传》里有很多精彩的例子，比如僖公九年，周王赐齐桓公胙，这也是一种祭祀的肉品，齐桓公受宠若惊： 夏，会于葵丘，寻盟，且修好，礼也。王使宰孔赐齐侯胙，曰：“天子有事于文武，使孔赐伯舅胙。”齐侯将下拜。孔曰：“且有后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耋老，加劳，赐一级，无下拜’”。对曰：“天威不违颜咫尺，小白余敢贪天子之命无下拜?恐陨越于下，以遗天子羞。敢不下拜?”下，拜;登，受。 这是周王祭祀文王武王后的留下的祭品，周王拿来与齐桓公分享，是一种特别的礼遇。齐桓公比周王年纪大，并嘱咐不要下拜，但我们看到：对于受脤这样的大事，桓公十分慎重，充满敬信之心，在行为上得合矩中规。 我们现在看刘子讲的两种祭祀，与我们今天讲的公祭有没有一些关系呢? 首先，这里的祀，乃是祭祀祖庙，而我们今天公祭的对象也是华夏之祖，或者黄帝，或者炎帝，或者大禹，都是有具有祖先性质的对象。从这一对象上看，公祭与远古的祭祀有着实在的关联。这个“祀”，其对象是和当今的公祭完全一致的。 关于战前祭祀，今天似乎很少了，但是我们认为的现代公祭的典型事件就是国共共祭黄帝陵，那是中华民族面临危机的时候，国共两党祭祀黄帝是抗日战争的关键时刻，国共两党需要团结起来，所以这次祭祀可以成为当代公祭的一个里程碑的事件，这样的祭祀和古代的戎祭的功能也是很相近的。可以把这次祭祀称为“戎祭”。 因此，我们现在提这个古老的定律来为公祭的合法性作为论证依据，多少还是有些靠谱。作为一个古老的国家传统，祭祀是其公共生活的一部分，并且把祭祀祖先列为第一件的大事，而第二件大事是战前动员，战前誓师的特有祭祀形式，应该说，这两种祭祀，都是公祭。这些祭祀的主持者要么是地方诸侯，天子派员参与;要么是天子本身的祭祀，各国参与，都是和我们现在一样的官方祭祀。 但是，作为祭祀仪式的核心内容：受脤，在今天的公祭之中几乎没有了。既然公祭是一种文化传统，继承其文化精神，对于祭奠仪式核心内容：受脤，为什么一点影子也没有呢?过去的黄帝祭祀，还是延续了“受脤”或者“受胙”的礼仪的。我们今天参加公祭，拿回去一块肉似乎不是很合适了，但是总归拿回去一点什么。现在有的是给参祭者一人一条黄色丝巾，有的则是在与祭者的手上系上一根红绳。但是对于这样的“受脤”，人们往往有点不敬。有的人在回去的路上就把丝巾扔了，红绳被扔就太普遍了。现代公祭中的仪式，除了我们向祖先敬献传统的太牢之礼，现代的献花之礼，焚香歌乐舞之礼以外，没有考虑与公祭对象的互动，而这样的互动其实是很重要的。今天的公祭没有“受脤”这样的接受仪式，也就是说，公祭活动与公祭对象只有一种单方面的交流，缺乏一种象征性的互动，这就使得公祭的效果大打折扣，甚至按照祭祀传统规则，现在的公祭就根本上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祭祀活动。 既然我们把“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挂在嘴上，为什么不可以遵守一些相关的仪式规则呢?祭典的核心是仪式活动，假如我们的仪式过程不完整，公祭还有意义吗? 仪式是文化活动的外在展演，也是进入文化之核的入口，它是一种象征，也是一种实在。文化是一个抽象的表达，仪式性展演才是其内涵的表现，内容形式是一体的，因此，只有通过仪式行为，才能表达出对于文化的接受和认同，而当仪式是残缺的时候，文化行为就是无效的。中国各地都有各种形式的公祭活动，而祭祀仪式五花八门，有的献花圈，有的跳所谓的图腾舞，完全违背中国传统祭祀的雅致风范，像那种衣冠不整，狂呼乱叫的所谓图腾舞蹈，根本就不是中国祭祀仪式所应该有的。我们去读一下历代的《礼志》，和各种祭祀典礼规范，都是庄严的服饰，典雅的舞蹈，古奥的祭文，而不是那些无根无据的赤身裸体的所谓图腾之舞。因为中国的祭祀仪式是文明成熟的体现，而不是史前的蒙昧状态的自发的东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