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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虽然亚里斯多德在其《政治学》的开篇就讨论过家庭——从而也就是Ethos(伦理)的源头(因为Ethos本乃“居所、居住”之意)——与政治的关联，虽然从此之后一直到马克思乃至哈贝马斯的西方政治哲学家都曾讨论过这个问题，但是只有到现象学的政治─哲学家Klaus Held发现了时间经验的世代生成向度之后，家作为伦理和政治的源初空间才得以在西方政治哲学运思中清楚展现其深窈的时间性和广阔的空间性。 作者：柯小刚，同济大学哲学与社会学系[1] 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 ——《中庸》 Erst durch die generative Einordnung der Menschenleben im ganzen gibt es für die Menschen etwas zu ?erz?hlen“ im emphatischen Sinne dieses Wortes. [只有当人的生命整体处在世代生成的序列之中时，人才能在严格的意义上有所“叙述”。][2] ——Klaus Held [克劳斯·黑尔德] 第一部分 时间经验的世代性与政治现象学的伦理使命： 对Held世代生成时间经验现象学之意义与局限的探讨 1.1. Held世代生成的时间经验现象学在伦理政治领域和现象学领域的双重意义 虽然亚里斯多德在其《政治学》的开篇就讨论过家庭——从而也就是Ethos(伦理)的源头(因为Ethos本乃“居所、居住”之意)——与政治的关联，虽然从此之后一直到马克思乃至哈贝马斯的西方政治哲学家都曾讨论过这个问题，但是只有到现象学的政治─哲学家Klaus Held发现了时间经验的世代生成[3]向度之后，家作为伦理和政治的源初空间才得以在西方政治哲学运思中清楚展现其深窈的时间性和广阔的空间性。 所谓家庭的深窈的时间性即是指Held所揭示出来的时间经验的世代生成性(Generativit?t)或世代生成的时间性。经验，在这里尤其指一种与“度日的时间经验”(ephemere Zeiterfahrung)相区别的“世代生成的时间经验”(generative Zeiterfahrung)。只有依循此种时间经验来思入家庭生活的领地，家的世代性纵深的时间维度才得以展开;而接下来，只有在此纵深维度的世代生成的时间经验现象学基础之上，家庭的政治本质或者家庭对于敞开政治世界空间的意义才得以展露。 而与此相比，此前在传统西方政治哲学理论史上，从亚里斯多德借古人之口把夫妻定义为“食槽伴侣”[4]到哈贝马斯把“人在居所(oikos)生活空间中的行为”规定为“具有工具性行为的特性” [5]，家庭一直只是在“度日的时间经验”这样一个横向延伸的时间经验领域得到规定。这也就是说，家庭的本质一直只是在经济学(?konomie，家政学，来自oikos)以及由经济学出发而得到其规定性的社会学和政治学视域中得到考察，至于家庭的政治本质或家庭对于敞开政治世界空间的直接意义——这一意义的直接性和源初性在于：它的达成无须经由家庭的经济的和社会的功能及其对于政治生活的影响而得到解释——则一向付之阙如。 上文所述，是就政治─哲学方面而言，Held的世代生成时间经验现象学的意义。同样，在现象学方面，尤其在有关时间问题的现象学研究方面，它的意义也是不容低估的。我们也许可以如此猜度世代生成的时间经验在时间现象学系谱中的位置：他既不是作为日常性或度日的时间经验的一个补充，也决不是对胡塞尔的内在时间意识的时间现象学以及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的“向死而生的本真时间性”的一个可有可无的附加发明，而是从根本上为这一切时间经验奠基的源初时间经验。因为现象学的反思和明察，无论其工作于纯粹内在意识的领域还是Dasein的生存分析领域，伦理都参与构成了它的尚未专题化和对象化的潜在运作空间(Spielraum)、基本情调(Grundstimmung)和方向制定(Orientierung);而伦理的化成和发挥作用，根据Held，则与家庭生活的世代生成时间性有着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6] 这一点必须立足于那个几为胡塞尔和海德格尔所忽视的政治世界的视域才能够为现象学所洞明，而同时，反过来，只有当这一点在Held的时间经验现象学中进入现象学的视野之后，现象学才开始找到一个合适的切入点和切入角度，得以畏怯地(scheu)涉足那久为形而上学的和认识论的西方传统哲学所忽略的古老的政治领域，从而走出一条政治现象学之路。为什么在胡塞尔和海德格尔那里，对时间的世代生成性的忽视和对政治世界的忘怀总是伴随在一起?[7]这也许能够从反面证明了此二问题领域之间的紧密关联。 但是我们还是没有具体说明，现象学和政治世界这两个看起来似乎不搭界的领域何以必须以世代生成的时间经验为一个合适的结合点和切入角度，才能够让这二者中的每一方开始发现二者之间的那种源初的不可或缺的相互依赖关系?事实上，这个切入点和角度的位置并非随意的，而是来自于政治世界和现象学的事情本身的要求。问题的关键在于畏怯这样一种基本情志(Gemüt)或情调(Stimmung)所发挥的调谐(stimmen)的枢纽作用，以及时间经验的世代生成性在畏怯这一基本伦理情调的养成方面所具有的基础构成作用。 首先，畏怯对于政治领域和现象学领域的调谐：正如Held的政治─现象学洞察所表明，在希腊人的民主政治中，恰恰是“畏怯”而不是现代人的“主体自由”，构成了民主政治赖以生存的伦理基础。[8]而另一方面，当现象学“畏怯地”涉足政治世界的时候，其之所以畏怯，倒不是因为现象学方法无力于面对政治─哲学问题和人间事务，而是出于政治的事情本身的要求而自然地应和于畏怯这一态度和伦理。畏怯，这本来也正是现象学本身的态度和伦理[9]，如果说在某些可能不适当的发展路向中它被误用为侵袭和破坏伦理的锐利工具的话[10]，那么可以说，只有当现象学应和于政治世界和人间事物的情调调谐的时候，它才能够找回它源初的基本情态和创造力源泉。尤其对于伦理和政治领域的探讨来说，只有当现象学应和于畏怯的情调调谐，它才能够避免自由民主的政治及其所提倡的“批判的”哲学气质与它的一经怀疑和讨论就会惨遭破坏的伦理基础之间的“悲剧性的”矛盾处境[11]，或者说只有这样一种如其所是的带着畏怯情绪的现象学，才能够在民主政治的公共世界和家庭生活的隐蔽空间之间取得必要的缓解和和谐[12];如此，则现象学的 Ethik(伦理学)就有望同时承担其作为一种现象学的伦理的责任。诚能如此，则家庭之深窈的世代时间性的现象学揭示亦将带来它在政治─哲学领域的广阔空间性意义，使得现象学不但敢于面对西方文化内部的言论自由与伦理退化之间的“悲剧处境”，而且有望富有建设性地涉足当前亟需思考的多元文化之间的伦理─政治困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