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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以上认识，显然不仅限于我们所谓“民间文献”，包括一切史料，只不过这个道理在我们的工作中体会得更加深刻。譬如我们在强调中国社会中礼仪的重要性时，同时也会思考，正史中的“礼志”、“五行志” (在地方志书写中体现为“祠祀”和“灾祥”) ，为什么构成“历史”的重要部分? 反过来想，我们今天的历史文本中，为什么不包括这些部分? 或者说，它们为什么会被排除于历史之外? 可能的解释是，就今天的科学态度而言，那些内容或是虚妄可笑的，或是可以被今天的“科学认识”所说明的;而就当时的历史认识来说，那些内容是事关国体国运的大事，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顾颉刚的关于孟姜女传说的不朽之作指出，这个故事的初始本是杞梁妻拒绝国君在不适当的地方吊唁其丈夫，因而是关于礼仪的故事;楚人曾向周人问鼎之轻重，被后者视为非礼而拒绝回答，这些都被当作重要的事情记入历史。《周礼·考工记》讲都城格局的“左祖右社，前朝后市”，不仅是理想设计，也完全被历代付诸实践;明清时期因为各种礼仪事件引起的冲突，不仅牵连朝野，波及中外，而且导致罢官、丢命，引起社会体制的连锁反应。换句话说，戎是破、乱、变、无序，祀是立、治、常、秩序，这不仅是历史的重要内容，而且是历史的主要内容。“祀”不仅是今天所谓的宗教，也是政治，是文化。如果认同这个道理，就能理解我们为什么会“进村找庙”，因为“庙”正是生活秩序的一个个结点。在经历了“科学”观念洗礼的时代，在长期以变、以破、以“戎”事为历史主要内容的观念支配下，对上述历史文本的理解是困难的，对通过“进村找庙”来帮助理解上述历史文本这一做法的理解也是困难的。 语境变了。 语境的变化也可以让人忽视或不理解关于“戎”事的、讲破、讲变的历史文本。有学者对以前“五朵金花”中最亮丽的一朵———即过去叫农民战争史，现在也有叫“民变”史的———现在黯然失色表示不满，称现在的一些学者，把地方性认同看作是不言自明的前提，把社会看成是温情脉脉的和谐社会，而看不到冲突。 这与另一些学者批评社会史研究的说法如出一辙，认为后者往往将社会看作长期不变的社会，看不到变化。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7 ·如果将社会史理解为社会生活史，或者狭义地理解文化史研究或人类学研究中的“文化”，是有可能带来这样的后果的，近20 年来对社会冲突的研究的确少而又少。这实际上既不符合历史上的实际情况，也不符合我们的社会经济史或社会文化史研究理念。问题在于，我们并不会像以往研究大规模民变的人们那样，把他们当作大人物改朝换代的工具，或者不自觉地把他们视同于大人物的改朝换代。譬如，以往我们在研究改朝换代之际的农民战争时，专注于领袖人物和转战的过程，不是与研究改朝换代之际的王侯将相很相似吗? 我们在关注元末农民战争的时候，关注朱元璋不是远过于关注别人吗? 我们所希望做的，真是力图像某些学者主张的那样，去发掘其内在机制，而且认为这个内在机制也需要在一个区域内部深入发掘。 区域社会史研究的一些学者从来不会放弃对这个重大主题的跟踪，因为任何民变都绝不会不是首先从一个区域开始，逐渐星火燎原的，甚至就是兴衰于一个区域中的。珠江三角洲的研究早已证明了“黄萧养之乱”对于当地社会重组的重要意义，而对明清当地及潮汕一带“民盗难分”的现象，必须与当地的生计模式、商业化进程等等联系起来才能理解，而这又与地方军事化等社会变迁直接相关。对赣南“盗贼”的研究，则将其置于一个区域开发史的情势下观察，社会冲突或阶级斗争或许可以在一个日趋紧张的生态关系下加以理解。有意思的是，都是谁、是在什么语境下、称呼谁为“盗贼”，把什么描述为“民变”，这些“民变”或“乱”是在怎样的情境下发生的，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本质上要求文本的分析，而不是想当然。 我的一个学生研究的例子，是以明末清初的湖南宁乡为中心的。我们关注的是崇祯十六年张献忠所部进入宁乡一直到三藩之乱波及宁乡的事件，无论大规模民变还是王朝易代这个传统史学的课题便都成为讨论中心。我们看到的是在这天崩地解的时代，地方大族如何为了保住自己的田产，而将土地作为寺庙的香火田，又如何捐建寺庙，作为香火庙而成为这些地产的宿主，到平定下来之后，这些香火庙又如何转化为祠堂，从而巩固这些田产。于是我们看到宁乡宗族的建构过程，康乾以后，这里的宗族及其历史表述———族谱才大量出现在我们眼前。我们知道，大规模动乱和王朝更迭给地方带来了怎样的不安定感，而宗族和寺庙又如何作为地方因应这场变动的重要工具。 我们也曾跟随一个年轻学者去她研究的广西桂平参观。桂平的大藤峡是读明史的人，甚至读思想史的人都耳熟能详的，因为它是王阳明等人成就其事功的地方。史书里说那里的瑶民用山中的巨藤把江面封锁起来，官军难以攻取，后来官军打了胜仗，砍断了大藤，这里就改称断藤峡。看了一些文献，知道这里在明永乐初就瑶乱不断，这个瑶乱背后究竟有什么动因? 我不得而知，但却因此引起了朝廷的整治。或者，是朝廷开始整治这些边陲之地，然后制造出了这种种借口? 最后的结果，是外来人日益进入，在明代有从贵州调来镇压瑶民的狼兵，在清代有经商的福建和广东商人，于是渐成化内之区。事情的过程当然不是这三言两语那么简单，但究竟这是一个“内部”问题，还是一个“内”与“外”的关系问题? 这里的狼、瑶、壮、汉究竟是怎样的关系格局? 这是一个自下而上的结果，还是一个自上而下的结果? 有意思的是300 年后，这里发生了著名的太平天国运动，那些起事的人就是从外面来的客家人，没有办法进入土著的生活秩序，只好靠破坏原有秩序来解决问题。那些土著与当年瑶乱平定之后的人群有何关系? 我猜测，这个当年瑶、壮、狼、汉错居的地方，到了清中叶社会发生了什么变化，实为我们理解这里爆发巨变的重要前提。 顺便说，有不少同行认为社会史学者不“关心政治”，其实如果知道我们来金田村，就应该不会这么看了。其实，所谓关心政治的学者也来金田村，但只是凭吊而已，他们并不试图理解金田、桂平或者粤西，并以此来理解为什么是这里，而非别处爆发了太平天国运动。他们认为，这个爆发的原因是全国一体的，所以并不需要理解这里的历史。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