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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更好地认识各种不同文类的优长和局限呢? 最好的办法就是对各种不同文类或文本有所了解，增广见闻。在图书馆中我们可以做到，但在田野中我们可以做得更好。譬如，随着文献搜集和整理的工作越做越好，我们可以在图书馆中通过看拓片或查阅碑刻集来阅读碑刻，但显然不如我们在现场观察碑刻体会得真切;我们也可以在各种资料汇编中看到宗教科仪书，但肯定不能和一边观察仪式及道士做法一边理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9 ·解这些资料相比;我们也可以在各种公藏机构中查阅族谱，但和在祠堂里与老人们聊天中理解族谱大异其趣，更遑论我们在图书馆中难得一见的文本和文类呢! 如果我们不能对各种历史文类有所见识，那么怎么能对某一文类怀有强烈的自信呢? 当然，田野虽然是鲜活的、多样的，但却是变动不居的，图书馆虽然是僵死的，但却是稳定持久的。对于历史学者来说，前者多多益善，后者则不可或缺。我们在下田野之前，往往会在图书馆做较充分的案头准备，但那些内容对我们往往是隔膜的;我们从田野回来后再进图书馆，往往会发现那些隔膜的历史变得亲近起来，变得可触摸和可理解了。有学者提到高王凌的《租佃关系新论》一书，被人调侃为“佃户欺负地主的历史”。我曾就此写过书评，说这正是作者从书斋走进田野之后得到的新看法。我写到“， 无论是清代的材料、生活在乡村的农民，甚至有一线经验的干部，都不会产生这样的认识偏差，只是我们的许多被固定的思维模式禁锢的学者还在那里自欺欺人而已。今天在城市里，我们都会对‘欠钱的是爷爷，借钱的是孙子’这样的话会心一笑，但对历史上同样的情境就不能理解。人们可以坚信，主佃之间存在尖锐的对立，却不能理解主佃之间存在相互依存的关系”(《光明日报》2006 年12 月9 日) 。或许可以作为一个可以说明问题的例子。 我们这里还很少涉及其他文本传统及其文类。因为我们的祖先对于文字的传统下了太大的功夫，给我们留下了太多的遗产，因此我们对使用它们来重构历史有太多的自信。但这并不等于说，口述的、图像的、音律的、实物的文本传统或历史文类就没有历史记忆意义上的价值，问题只是在于我们的祖先在这些方面没有留下太多的遗产，而我们又还缺乏能力去发掘其价值，总结其方法，利用其重构更多面向的历史。 这当然是个更为复杂和专业的问题，无法在这里细述，但却揭示了田野研究于历史重构的更大空间。 (赵世瑜：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刊于《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 年第1 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