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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谈谈文本中满语口语文学形式的价值。 在各地现存的满语口语中，常常存在着语法形态不完全的现象。如富裕县三家子村满语，除了少数熟悉满文的老人讲的故事中外，普通群众口语里满文名词性词汇后附加的属格、宾格后置词i（的）和be（把）多被省略，而现在――将来时形动词词尾-ra/-re除在否定命令式ume…--ra/re中出现外，多数情况下用副动词词尾-me代替。如bi beye gemu akdame akū.（我自个儿都不信）。有些学者认为这是濒危的满语中出现的一种混乱现象。然而，这样的情况在东海女真的史诗《乌布西奔妈妈》中也很常见。如： wangga angga niyanggūme hono nakame akū， 香 嘴 嚼着 还 罢休着没有 “咀嚼得香溢满口，永不知歇。” 再如： bi be(=mimbe) umlin bira dalin hada umbume, 我把(方言) 乌木林河 岸 峰 葬着 saman fayangga giranggi umbume akū, 萨满 魂 骨 埋葬着 不 “把我放在乌布林比拉岸边岗巅，萨满灵魂骨骼不得埋葬。” 又如： dergi mederi i šun eldengge, alin colhon orho tala daila(n) akū; 东 海 的太阳光辉的 山高 峰尖 草旷野 征伐 没有 dergi mederi genggiyen biya, minggan ba fajiran soksime jilgan akū bilume toktobuha. 东 海 明 月 千 里 墙 吞声哭着声 没有 抚摩着使安定了 “东海的太阳光照着，没有征杀的山岩草地；东海的明月抚慰着，没有哭泣的千里帐包。” 还有： tese jalan be elbeme saman deheli 她们世 把 苫盖着 萨满 季军(仅次于最优秀者) “她们都是盖世萨满。” 有人会说：满语属阿尔泰语系，而按照西方语言学理论，这一语系的语言属粘着语，正常的语法顺序是主宾谓，一般是必须有格助词的，如果多数情况下没有就是因为清末以来受了汉语的强烈影响，原有结构受到了破坏的缘故。笔者的观点是：清朝建立以前，女真人及其先世曾处在夫余、高句丽、突厥、契丹、蒙古、明朝等多个不同语系民族建立的强大政权的统治之下。即使是在金朝时期，女真人也一直是个文化上的弱势群体。在当时大多数时间里没有本民族文字的条件下，说话习惯受文化强势民族的影响乃至改造是很有可能的。如在明四夷馆《女真译语》的杂字和来文中，省略格助词和像汉语一样把宾语置于动词之后的现象很容易找到。有学者认为此乃明代四夷馆汉族官员不通女真语法，任意以女真语词汇拼凑所致。笔者的看法是不同的：如果当时的女真语法真的规范到必须以“主宾谓”的顺序来说话的话，一个女真语词汇量如此丰富的汉族官员却没有这点语法常识是无法想象的。从金代开始，女真人就已进入中原，借鉴汉人的制度来管理国家，到了元代，更是作为汉人的一种归入被统治民族。从永乐四夷馆《华夷译语》来看，当时女真语中的汉语借词占相当比例，而同一时代的蒙古语中，汉语借词的数量却微乎其微。而且从来文的内容来看，当时女真人对汉族和中央政府的认同意识是很强的。由此看来，《女真译语》中类似汉语的说话习惯不像是无意中犯的错误，倒像是女真人为了让自己的语言向强势文化靠拢所做的一种变通。 到了后来满文创制时，蒙古文作为官方文字在女真上层人士中已行用了150年15，从最早的满文文献《满文老档》中，就可以看出蒙古文的影响要深刻一些。在当今满语口语已告濒危的情况下，出现了这部活生生的以满语口语的语法、词汇和语音记录的史诗稿本，真是弥足珍贵，使得我们有望解释在满语口语调查中所遇到的一系列特殊现象，同时也使得我们窥见了满语口语深厚历史文化积淀之一斑。 俗话说：“不识字的老汉没错音”。人民群众的口语，虽然往往是无意识的，却简洁、自由，更真实地记录着一个民族所走过的风雨历程，反映着语言历史发展的自然状态。清统一全国之后，满文被用来处理无数的军国大事，翻译大量的汉文著作。这迫使满语的语法变得更加精密以至模式化，沦为汉语文的注解和附庸。其实，女真――满语从久远以来就一直受着汉语的强烈影响，这是不可否认的。《乌布西奔妈妈》满语记录稿中很多地方可以明显地看出汉语的讲话习惯，更有许多译为满语的汉语成语和词组。如：沧海桑田、日月争辉、祥光闪耀、傲雪凌寒、延年益寿、如履平川、功高盖世、人山人海、抱头鼠窜、雾散云开、阳光灿烂、热泪滚滚、天空、嬉游、盖世、激昂等等。然而，语言学家们都知道，语言没有优劣之分，世界上每一种语言能发展到今天，形成当今的这个状态，都是千万年的积淀，都体现着这个民族的历史沧桑。这不是官腔，只有懂得多种语言的人能够知道。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