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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相对完整记载岁首数日别名的可靠文献是北齐魏收《魏书·自序》：“帝宴百僚，问何故名人日，皆莫能知。收对曰：‘晋议郎董勋《答问礼俗》称，俗云正月一日为鸡，二日为狗，三日为猪，四日为羊，五日为牛，六日为马，七日为人。’”魏收答帝问事在东魏孝静帝武定二年至四年（544－546）间 ，而 魏收引据的董勋是魏晋间人 ，可知作为民俗的“人日”之称至迟始于魏晋时代。 魏收之后，隋杜台卿《玉烛宝典》卷1称：“七日，名为人日。……人日者，董勋《问礼俗》云：‘正月一日为鸡，二日为狗，三日为猪，四日为羊，五日为马，六日为人。’未之闻也，似億语耳，经传无依据。”杜氏以为此说乃億语即臆度之辞，其实也可借其下文引《安民峰铭》（魏东平王时）所谓“正月元七，厥日惟人”，来证成魏晋之际已有七日为人之说，其侄公瞻注《荆楚岁时记》即是如此。这可能是他一时疏忽，或是他所见董勋语乃作“六日为人”而非七日人日，后一可能性相对较小（五日六日二句应有脱误），因为他已先言七日为人日，又引董勋语以明之，惟以经传无据而有所怀疑。杜公瞻对七日为人的俗说虽加肯定，但对隋代民间一日至七日不杀与古乃磔鸡的矛盾表示“未知孰是”，又说各日招呼牛马之俗“未知所出”（“正月一日”条注），或数日中独重一日、七日“此则未喻”（“正月七日”条注）。杜氏叔侄的语气似乎暗示了隋世学者对人日性质的模糊认识，自然也就难以进一步论断隋世已有岁首占候的风俗。 尽管杜氏叔侄对人日之说不免疑惑，但考虑到魏晋之际的董勋之说被包括正史在内的各种文献引及 ，又魏晋之际东平王曹翕时《安民峰铭》有“正月元七，厥日惟人”句，知魏晋时已有人日风俗是可以肯定的。据杜公瞻注，也可知隋时又有岁首不磔不刑、招呼牛马之俗，只是不磔不杀虽然可能具有护生祈福的用意 ，甚至招呼牛马、置粟令来也可能具有六畜兴旺、人丁繁衍的意味，但至少隋前岁时文献（特别是《荆楚岁时记》）或非五行数术著作没有提到岁首八日及其阴晴占验的候岁风俗。 在社会上相对流行的岁占民俗，可能要到宋代才逐渐见诸文献记载。北宋中后期陆佃《埤雅》卷3记：“又旧说正月一日为鸡，二日为狗，三日为猪，四日为羊，五日为牛，六日为马，七日为人。日占其日，以知其登耗，所谓人日以此。”“登耗”之“登”当指五谷丰登，或径为“丰”（豐、豊）字形讹。陆佃没有提及正月八日，故前半确为“旧说”，后半“日占其日”则为新说；与他大致同时的高承在《事物纪原》卷1即有岁首八日各为占候的全新说法：“《东方朔占书》曰：‘岁正月一日占鸡，二日占狗，三日占羊，四日占猪，五日占牛，六日占马，七日占人，八日占谷。其日晴明温和，为蕃息安泰之候；阴寒惨烈，为疾病衰耗之征。’故杜子美诗曰：‘元日到人日，未有不阴时。’盖伤时之言也。推此，当由汉世始有其义。”这或许是最早引用杂占异书《东方朔占书》并借以解释杜甫《人日》诗者，但高承书自身的可靠性也不够确定 ，似不能遽断汉世有其义。 从文献的可靠性来看，相对确切地引用《东方朔占书》来理解杜诗的人是刘克。北宋末黄朝英《靖康缃素杂记》卷4“人日”条引《西清诗话》言其事：“都人刘克者，穷该典籍之事，多从之质。尝注杜子美诗‘元日到人日，未有不阴时’，人知其一，不知其二，唯杜子美与克会耳。起就架上取书示之，《东方朔占书》也。岁后八日，一日鸡，二日犬，三日豕，四日羊，五日牛，六日马，七日人，八日谷。其日晴，所主之物育，阴则灾。少陵意谓天宝离乱，四方云扰，幅裂人物，岁岁俱灾，此岂《春秋》书‘王正月’意邪？深得古人用心如此。” 就是这一《东方朔占书》与岁时专书《荆楚岁时记》直接关联，因为黄朝英即据以批评宗懔：“又案，宗懔《荆楚岁时记》云：‘正月七日谓之人日，……。’求之经典，罕有此事。唯魏东平王仓（翕）为《安仁峰铭》云：‘正月元七，厥日惟人。乘我良驷，陟彼安仁。’载在名集，此为证矣。又《北史·魏收传》云：……然《东方朔占书》有‘八日为谷’，而魏收所引董勋之语止及于七日，何邪？然《安仁峰铭》所用，亦云七日为人，而宗懔指此为证，盖宗懔又未尝见《东方朔占书》，而妄为之说也。”其实指安仁峰铭为证者实出杜公瞻，由此可知黄氏所见《荆楚岁时记》已是宗懔正文与杜注混淆，宗懔枉被其责。进而言之，即就杜公瞻言，也不能据《东方朔占书》有“八日为谷”及阴晴占验而指斥宗、杜仅及七日为妄说，因为占书内容可能出自后世增益，而杜公瞻乃至宗懔何从得见占书，当然不能甘受其责。此外跟隋杜台卿叔侄类似，黄朝英对人日的疑问，也可能暗示了北宋学者对人日意蕴尚无确切理解。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