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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朝英所据的《西清诗话》，为两宋之际的蔡絛撰于北宋末徽宗宣和五年（1123）以前不久 ，其中所记刘克博识，知见《东方朔占书》，并借以释杜诗意，此当为蔡絛亲闻刘克说或是时人言刘克事 。刘克的这种解释不仅为宋代注杜诸家继承，且到南宋称引《东方朔占书》的学者亦非只刘克而已。如周必大《二老堂诗话》“杜诗元日至人日”条：“杜诗云：‘元日到人日，未有不阴时。’盖此七日之间，须有三两日阴，不必皆晴。疑子美纪实耳。洪兴祖引《东方朔占书》谓：‘岁后八日，一鸡，二犬，三豕，四羊，五牛，六马，七人，八谷。其日晴则所主物育，阴则灾。天宝之乱，人物俱灾，故子美云尔。’信如此说，谷乃一岁之本，何略之也？”不必皆晴之论已与《东方朔占书》矛盾，但其强调谷为岁本跟洪迈的郑重指陈殊为相似：“《东方朔占书》：岁后八日，一为鸡，二为犬，三为豕，四为羊，五为牛，六为马，七为人，八为谷。谓其日晴，则所主之物育，阴则灾。杜诗云‘元日到人日，未有不阴时。’用此也。八日为谷，所系尤重，而人罕知者，故书之。”（《容斋三笔》卷16“岁后八日”条） 《东方朔占书》究为何书？《汉书·艺文志》有《东方朔》20篇，《隋书·经籍志三》有《东方朔岁占》1卷、《东方朔占》2卷、《东方朔书》2卷、《东方朔书钞》2卷、《东方朔历》1卷、《东方朔占候水旱下人善恶》1卷，又梁有隋亡者《东方朔占》7卷。《旧唐书·经籍志下》、《新唐书·艺文志三》并有《东方朔占书》1卷。虽说宋人刘克乃至硕学如黄朝英、洪兴祖、洪迈者对《东方朔占书》信誓旦旦，指此为证，但此书实在可疑。《四库全书总目》卷110据浙江天一阁藏3卷本说：“原本前后无序跋，所载皆测候风云星月，及太岁六十年丰凶占验之法，其词皆鄙俚不文。”即如隋唐书志所载朔书，“古来杂占之书托于朔者甚多”，不必认真。馆臣不单怀疑此一藏本，进而质疑刘克所指本，因为刘克引语不见今本，且先前魏收据董勋而不言出东方朔，故“刘克所见之占书已出依托，此又伪本中之伪本也”。 魏收不据东方朔是一重要反驳，我们确实还可指出：若其书果为西汉东方朔所撰，且并见隋唐书志，何以“在麟趾殿刊定群书”的宗懔（《周书》本传）、作著作郎纂修《魏书》的魏收，以及“博览书记”“请修国史”“拜著作郎”的杜台卿、“少好学，有家风”的杜公瞻（《隋书》本传），在言及岁后数日风俗时只字未提东方朔书而仅及董勋语？我们正可借用黄朝英语，判断宗懔或杜公瞻确实“未尝见《东方朔占书》”。魏收引董勋只说到七日，虽可以有帝问人日的前提，而事实上董勋也当只能说到七日，就是说魏收甚至杜台卿、杜公瞻引董勋都只及七日亦非巧合。黄朝英以东方朔占书比对董勋语，而对董勋止于七日有所疑惑并进而责怪宗懔（杜公瞻）都是没有道理的。周必大疑惑杜甫忽略作为岁本的八日之谷，也是因为杜甫所知者可能亦仅止七日。因为在文献上只有到唐《开元占经》才引录到所谓《京房占》，或到北宋刘克才有所谓《东方朔占书》，或是南宋陈元靓才引有《月令占候图》，三书之八日为谷及岁首占候之说方才见其端倪。所占“丰耗”正该主要就谷物而言，由此也可知八日为谷与阴晴丰耗的占验，是唐代特别是宋代以后五行数术类文献增益的内容。 即使有宋人的指证，但对杜诗“人知其一，不知其二”；或是对东方朔之书“人罕知者”，也说明是少见稀闻的异说。《事物纪原》卷1据《东方朔占书》推断，这种俗信“当由汉世始有其义”，遽然推测，稍嫌草率。对性质类似的《京房占》、《月令占候图》的相关内容，我们也可据《东方朔占书》之例推定其为伪托之辞。我们当然也可以假设包涵这种俗信的这类数术占书虽为人所罕见，自然也可能存于民间，但在没有发现新的文献材料（包括出土文献）前，我们实在没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它们关于岁首占候文本的真实性。退一步讲，它们至多也只出现在五行数术领域，与社会普遍流行的民俗尚无关联，特别是不能据以断定《荆楚岁时记》的文本。 值得注意的是，《东方朔占书》这类新文本的出现恰恰反过来窜乱了先已传世的岁时文献，如董勋《答问礼俗》。南宋谢维新《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前集卷15所引又多出“八日为谷”一句。旧题唐韩鄂撰《岁华纪丽》卷1“人日”注引董勋《问礼俗》乃多“以阴晴为丰耗”一句。今本《岁华纪丽》即使不出明胡震亨伪托，也当有宋人改乱处（参明王士禛《居易录》卷6、《四库全书总目》卷137），由董勋居然有岁占之说亦可看出此点。 (责任编辑：admin) |